几何惊梦

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

    奇怪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过去，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而在夜晚，冰冷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假如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数学要补考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一个晚上不敢睡觉，把一本几何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明白，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只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忽然停了下来，说要复习，就在黑板上写了四题让全班演算。我是反正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子上把数目字乱搬一气，心里却一直惦记着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关系，没头没脑的四条简单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用心。

    数学补考是定在下午第一堂，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人有七个，忽然之间成了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了。

    三十几个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干脆把四题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题，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到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过去了，那天的情景却也始终在我心中。假如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那最后的一堂课却是一场温馨美丽的记忆。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在微笑地注视着我，她们一样关切和一样怜爱的眼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个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去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也没有。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情并不全是这样，我其实并不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我，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我现在无论怎么向人家解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地说：“哪里！你太客气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起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眼光注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百家在线】

    席慕蓉和她的丈夫刘海北相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中心。

    他们都是从台湾去比利时攻读的留学生。一个是学油画的，从小对数字就不感兴趣；一个是学物理的，沉迷于数字世界之中。

    席慕蓉出名之后，朋友戏说刘海北家有“名妻”，说他宠太太或者怕太太。他们夫妻俩从不扫人家的兴，还会主动地提供些印证的笑料。朋友说得多了，刘海北干脆提笔给报刊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家有“名妻”》。席慕蓉主张婚姻中的两极求同存异，“男女之间有些地方是重叠的，但情感深处，各有彼此不了解的‘荒野地带’。只有承认和尊重这差别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平等的。爱情，你若善待它，它一定善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