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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兄,是不是你怂恿学生们去西北的?”胡适抱着讲义进北长的办公室的‘门’就说:“今天课堂上又少了几个学生。”
陈一枝笑笑:“我绝对没有!”
“不是最好。”胡适板着脸说:“学生就该读书!少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虽然不是我怂恿的,不过我支持他们。”陈一枝说:“王阳明说‘知行合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在北长的办公室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新青年》同仁们互相‘交’换眼神,一时不知道怎么化解。
沈尹默睁大眼睛,忽然问陈一枝:“这里有篇文章,大家快来看看,‘复王敬轩书’,这王敬轩是谁?”
“玄同呀!”
“那‘记者’是你么?”沈尹默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
“是半农呀!”这回,陈独秀注意地瞧了一眼沈尹默。
沈尹默惊喜地大笑起来。
“原来二位演了一台‘双簧戏’哈哈哈!”
周树人依然坐在屋角,独自‘抽’着烟。他望着洋洋得意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嘴角‘露’出了由衷的微笑。说心里话,他很为这些朋友打了一次大胜仗而高兴呢。
胡适的脸‘色’却有点僵,他不悦地问:“一定又是半农的主意?”
他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也是事出有因。前不久刘半农曾在一位法国教授前大谈音韵,碰巧对方是位音韵学家。一反驳,洋相就出大了。胡适为此曾经笑话过他。
陈独秀大包大揽地说:“这样制造一些气氛,也未尝不可。”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更为‘激’进的《文学革命论》,高扬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开始,《新青年》全部采用白话。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发表大量言论,以极其‘激’烈的态度和言辞把文言文的危害说得触目惊心,他们从不同角度,‘精’心论证和大声疾呼废除文言倡导白话是文化上的当务之急。
新文化闯将的对立面,也就是旧文化人物对此是怎样回应的呢?很意外,尽管胡适、陈一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大家想象中的守旧派“痛心疾首”、“如丧考妣”的蜂窝被捅状况并没出现,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
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建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文化界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力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因此,当时尽管新派人物不遗余力“妖魔化”文言文,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对空挥拳,“废文言倡白话”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观点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影响。
沉寂冷清让新派人物大大着急,他们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十分超前的创意: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演一出双簧,一个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另一个写驳斥的文章,在报上展开论战,以吸引社会注意。
如果江大帅在这里,一定会拍案叫绝的!
江大帅所在的那个时代盛行于媒体的“炒作”,在百年前,新派人物们就已经想到并成功使用了。
胡适见又是陈独秀自己的意思,今天本来闹得有点僵,也就不好多说,但想了想还是谈了点看法:“我觉得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的。”
刘半农有些不服地说:“我们还不是为了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我们的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怎么选的他?”有人问。
“之所以选中林纾来充当这个倒霉的角‘色’,就是因为林纾名头大呀!”钱玄同说。
刘半农补充道:“除了其翻译小说在中国青年读者中风行,更重要的是,他是出‘色’的古文家,他现在已出版《畏庐文集》、《左孟庄‘骚’‘精’华录》、《韩柳文研究法》、《畏庐续集》、《‘春’觉斋》、《左传撷华》、《论文讲义》、《文法讲义》、《文章流别》、《文学史》等术着作。在当今文化界,不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林纾都可谓是头号古文大师树一个文言文上最牛的人为靶子来攻击,最能扩大‘废文言倡白话’的影响。”
“辜鸿铭的名气更大,古文造诣更深,更顽固。”
“你觉得辜鸿铭会出来应战吗?”
辜鸿铭是民国文化界有个铁杆守旧的名人。此公出生于马来亚,留学于德国,曾在北洋军界供职,妻子是日本人,因此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奇异经历。他‘精’通九种外语,所以尽管思想上顽固不化到宣扬多妻制比一夫一妻制好的程度,还是被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请到北大任教授。
他跟军政界的张勋一样被称为“怪物”,而且也同样一直拒不剪辩,拖着辫子大摇大摆,出入“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大学。
以废除文言为核心的“文学革命论”一抛出,新文化阵营希望他暴跳如雷、奋起反驳,好在争论中扩大新派观点的影响。不料这个老怪物一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始终懒得撰文表态,只在课堂上随口挖苦白话文语法不通,说:什么“妓‘女’改良”?要把良改掉?要改良为娼啊!
所以,林纾被新文化阵营选为“头号敌人”,还在于其他老派人物对新文化的咄咄‘逼’人装聋作哑之时,他已有些回应,对“废文言”颇有微词。他又是最可能站出来代表旧阵营上阵的人。
胡适叹息一声,拿起《新青年》,指着一段文字说:“这骂得过分了吧?‘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样的言论有失公允?这不是人身攻击辱骂是什么?而且,批评名礼害人但不是要颠覆儒家学说,反对传统中的某些痼疾却不是要全盘反传统,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我实在想不通,在提倡文的同时,为什么一定要把文言斩尽杀绝?难道新文学的兴起,就意味着传统文学一文不值?”
“适之,你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陈一枝忽然板起脸,目光忽然变得从未有过的严肃:“我记得当初在上海,江山和我说过,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在一些非常时期,就必须有一些非常的举措。否则,就不能奏效。就会贻误战机,成为千古罪人。辛亥革命的失败,今日民国的流毒,都是不够矫枉过正,革命不够彻底。今日文学革命,一样矫枉必须过正。传统文化绵延太久,根基太深,要予以革新,就必须把它的弊病强调到极端,让人触目惊心,这样才能为新文学的发展扫清道路。”
“江山竟然说出这样的金石之音。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钱玄同被陈一枝的这一席话刺‘激’的情绪特别亢奋,他扫视了众人一眼,突然提出了惊人的主张:“‘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不可不废孔学。‘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
这位音韵训估大家怎么啦?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呢!
周作人低声告诉兄长,“前不久钱玄同曾在教育部的会议上提出:文章用标点,数字书写用阿拉伯数字,用公元纪年,书报杂志一律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的建议。今天更极端了,一传出去反响肯定不亚于刚才那则‘双簧戏’。”
周树人只是会意地点着头,嘴角挂着笑,什么也没说。
胡适刚刚被陈一枝呛声,钱玄同这一说,他又有点忍不住了,他扶了一下眼镜说:“我一下还难以完全赞成你的废汉文存汉语,用罗马字母书写的观点。但我主张在汉语和拼音字母之间,怕少不了有一个尝试白话文的环节。”
陈一枝又看了一眼胡适那股学究气,心情已经平复很多,这时候只是笑着对大家说:“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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