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的宋庆琳虽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计划,但是还是对江帮主这一番富冕堂皇的话叫好。
江帮主发挥演技,语气还配合着动作,他“义形于色”地举起左手的食指在桌子边上猛击一下。他这一番话,又恳切,又明晰,倒使得盛老四感觉到自己先前的猜度――以为中间有几分精明,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不独盛老四,就是笑容不离嘴角的虞恰卿和张静江也很肃然。他心里佩服江帮主的气度真不错,同时忍不住也来发表一些公忠爱国的意见。
张静江点点拐杖:“对呀!江老弟的话,真是救国名言!中国办实业算来也有五六十年了,除掉前清时代李鸿章,张之洞一班人官办的实业不算,其余商办的也就不少;可是成绩在哪儿呀?还不是为的办理不善,亏本停歇,结局多半跑到洋商手里去了。――四少,你要知道,一种企业放在不会经营的冤大头手里,是真可惜又可叹!对于他个人,对于国家,都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末了,徒然便宜洋商。所以我们的公司在这上头一定不能够含糊,――哪怕是至亲好友,我们还是劝他少招些烦恼,干干脆脆让给有本事的人去干多么好!”
“静江兄说得对!”虞恰卿抚掌哈哈大笑起来。
盛老四虽然是个草包,但毕竟是聪敏人,现在是什么都理会过来了。也跟着笑起来。
于是,他们几位接着便讨论到“草案”上计画着的几种新企业,似乎因为有孙夫人宋庆琳在旁听,他们什么都能扯到实业救国的大道理上来。
这让宋庆琳夫人欣喜异常,刚刚听他们的交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外行”,现在,宋庆琳夫人不但不复是“外行”,而且几乎有几分“专家”的气概了。她接连把老公孙大炮的《民权初步》中“实业建设”的文字背诵了好几段。
还是这一年的夏,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在北京抛出他的“改造国会论”并着手付诸实施的同时,国民党党魁孙中山则在上海写成了一部影响民国命运深远的著作《民权初步》。那时候,宋庆琳正好陪在孙中山身边,时间过去没有多久,因此记忆犹新啊。
孙中山在书中直言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在国民基本素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判断基本上差不多,均认为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但与梁氏因此主张走“开明**”道路不通,孙氏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梁氏同样希望开启民智,但其主张的手段是“保育政策”,即依靠一个“开明”的“**”政fu,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fu则自然消亡。孙氏的看法则与之相反,“**”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民智的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孙氏写作该书之际,对自身的定位是“将再度从事实业方面的工作”,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袁世凯死后,孙氏认为“大局立变,不能再以革命用兵”,故而解散了中华革命党,并认为革命党人再学军事已经无用,所以“力劝各同志及早回埠”,并表示自己也要告别革命,投身社会建设。
宋庆琳说道:“等北伐胜利的那一天,军事一结束,真正民主政治就马上会实现,那么总理所昭示的‘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一定不久就可以完成,因而你们这公司预拟的投资地点应该放在邻近‘东方大港’和‘四大干路’的沿线。”
宋庆琳一面说,一面又打开她女式的文书皮包,在众人目瞪口呆中掏出一张地图来。也只有这位伟大的女性在自己的女式皮包里不放种类繁多的化妆品,而是放了一张地图。她用铅笔在地图上点了好些黑点子,又滔滔地加以解释,末后她好像已经办完了一桩大事似的松一口气,对着江帮主,虞恰卿,张静江,聂云台几个在上海滩鼎鼎大名的事业家说道:“你们看,怎么样?总理是很以为然的,我经常看他在地图上这么画,我都记住了。回头你们还可以就照我这番话作成书面的详细计画,将来银行开办,动手招股的时候,就跟招股广告一同登载,岂不是好!”
大家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赞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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