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段祺瑞在北京大为震动。
段内阁为了紧急应变,立即调升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为海军总司令,并以林颂庆为第一舰队司令,杜锡珪为第二舰队司令。
段内阁并发表广东省长朱庆澜和广西省长刘承恩对调。
朱庆澜以广东自主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命令。
广东在此时的西南,是政治和军事中心,不过广东内部的情势很不稳,虽然不像四川那么表面化,可是也是极复杂。段祺瑞对广东是采取一方面自外面施加压力,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分化,利用地方派军人的排外主义,企图制造广东内部主客两军互相混乱,使北洋军能乘虚而入。
此时北洋派势力已占领了福建和江西,这两省和广东毗连,段打算拿这两省当作进攻广东的跳板,同时从海道运兵在广东沿海地区登陆。
段祺瑞的这个计划受阻于冯国璋。
冯国璋做了总统后,曾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用人行政和决策的决定都不干涉,段对冯在态度上也比对黎时好得多。可是他们是两个实力派,冯颇有心机,段则刚愎自用,冯当然不愿意做一个和黎元洪一样的受气总统,段则决不肯放弃半点权力,因此两人的争执,一样尖锐化。
争执的第一遭,是军权,这也是历来总统、总理间的争执焦点。冯就任不久,就想恢复“大元帅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段当然不肯同意。段在***设立了“参陆办公处”,以取代袁世凯时代的“统率办事处”。
冯要过问全国大事,不愿做有名无实、像个泥塑的大总统,段在这一方面总算让了步,自6年10月8日起,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
可是,总统、总理之争,不是表面的,或是一件事情上让一点步就可以和缓,于是权力之争使这两位北洋巨头,裂痕愈来愈大。
冯、段两人的暗斗,就是北洋派直系和皖系的斗争。
这两系在军事上各有力量,各有地盘,可是他们也各有弱点。
直系占有长江三省地盘,然而湖北、江西和江苏不相联结,并且因为地形分散而力量不集中,尤其是江苏更是处于皖系势力的三面包围中。至于冯国璋自己身居北京,也是在皖系势力范围内。不过,皖系军人纸上谈兵的多,肯打硬仗的少,而且在用兵西南时,必须越过长江,要经过直系的地盘,直系地区虽然分散,却是皖系用兵西南必经的孔道,所以段在征南军事上必须要取得冯的支持。
北京直、皖明争暗斗,西南何尝不一样。
广东内部,几种势力明争暗斗。桂系军人陈炳焜是广东督军,自居于统治者地位,但是省长朱庆澜也有兵权,他统率警卫军及地方派军人。他们之间是对立的,督军和省长对立,桂系军人和广东地方派军人对立。另外,在北江还有滇军两师兵力驻防,由李烈钧率领,是国民党的基本武力。广东地方派军人有时和国民党联合以对抗桂系,有时又在南方与北方之间、国民党和桂系之间摇摆不定。
两广是在督军团叛变和国会被解散时宣称“自主”的。北京复辟时,桂系便高唱出兵,不过实际上却没有行动,主要是想利用时机以统一广东的军权。驻粤滇军以及朱庆澜所属的警备军也想北伐,但是桂系不肯给予军事装备。李烈钧事后曾指责陆荣廷,说他故意躲在家乡武鸣装病,坐失北伐良机,让段祺瑞重登政坛玩弄一切。
广东的桂系既然是统治者,对于滇军和地方武力便吝不予军费,逼得驻防各县的地方军纷纷就地筹饷。朱庆澜以省长名义发行救国公债,滇军则提印花税甚至扣留鸿安公司的鸦片以充军费。桂系便以此为理由打击滇军和朱庆澜。
桂系所搞的自主,完全是一种投机手段,他们认为自主是半独立,在半独立情形下,他们采取联冯倒段的策略。因为是半独立,对于北京政府的命令便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应付办法。陈炳焜在孙中山到广州后不久即赶到梧州请示陆荣廷应该如何应付,陆认为抗拒孙会惹大反感,首先应该排斥朱庆澜而把地方武力夺过来。陈返穗后即照陆意思做,策动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驱逐朱,以省长职位饵李。朱在李耀汉的压迫下向省议会辞职,并要求准予将省长亲军20营交给陈炯明接管,以免落入桂系手中。
朱庆澜把省长大印交给省议会,根本不理睬陈炳焜就去了香港。
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继任省长,这种选举并不合法,可是广东既已经自主也只有从权了。省议会选胡的理由是因为胡做过第一任广东都督。可是桂系当然是持反对态度,因此陈炳焜派人到省议会抢了省长大印,且以督军命令接收了省长亲军。另一方面陈炳焜早已向北京政府保举李耀汉为广东省长。段内阁对于这个自主的省区竟承认北京政府的人事任命大权,实在喜出望外,他巴不得桂系和国民党矛盾扩大,所以北京政府正式命令李耀汉为广东省长兼肇阳罗镇守使。
在国民党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召集非常国会,因此自不愿在省长问题上与桂系闹翻,宁愿拿省长来交换桂系对组府问题不加干涉。于是胡汉民便向省议会辞谢省长,举李耀汉为代,省议会乃举李为省长。
这期间,国会议员在孙中山邀请下已纷纷南下。
不过,该来的没来!
孙中山在心里最焦急等候的是陆荣廷和唐继尧,他们却如江山当初预言的一般,一个也没有来。
孙中山直到今天早上在报纸醒目的头条上看到《海军护法宣言》,总算松了一口气,在广州提心吊胆的这些日子,也找到了一点点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