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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文化·语言·翻译——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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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明显的文化变迁，甚至导致文化深层结构的改变。
譬如，我国历史上就曾出现了五次文化大融合：第一次是殷周时期、第二次是秦汉时期，第三次是南北朝时期，第四次是宋元明时期，第五次是自19世纪初叶中西文化的相碰撞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地球在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各个民族却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同民族文化系统之间的密切交流，造成了大量的文化分化和文化重组，使得各民族文化日益多元化。各民族语言中的“舶来品”——外来语，就是文化可融性的最好证明。汉语的成语里也有着许多“舶来品”。譬如记载着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灯录”，其中部分成语就是“舶来品”：
安身立命打成一片单刀直入点铁成金逢场作戏
立雪断臂隔靴搔痒家破人亡九年面壁看风使帆
羚羊挂角虎头蛇尾驴唇马嘴落汤螃蟹泥多佛大
泥牛入海拈花微笑抛砖引玉七颠八倒七手八脚
骑驴觅驴水泄不通水涨船高拖泥带水雪上加霜
叶落归根鹦鹉学舌贼去关门斩钉截铁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一口吸尽西江水
这些成语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不熟悉其来源的读者也许还以为它们是“土生土长”的国粹，其实它们来自印度佛教，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呢!
四、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 语言之概念
语言是符号系统。它由一套子系统构成，并且具有任意性。广义的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非言语交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符号、所给予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纳入广义的语言之中。”狭义的语言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Saussure)曾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显然，索绪尔是从狭义上来定义语言的。
(二) 语言之特性
语言符号系统的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物质性。任何语言都以某种物质现象的形式而存在，因而具有明显的物质性。马克思曾经这样论述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就是说，语言和意识是不同概念的两码事，语言是现实的物质性的东西，它包含着意识观念，而意识观念是在运用语言的思维中存在着。语言的物质性，“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脑内语言和电讯号。语言利用了人体的发音器官，利用了气流的物理属性和耳朵的生理属性，它的物质形式是语音。文字则由可见的线条构成，带有明显的物质性。
2 反映性。语言的意义在于指称事物、承载意识，是物化了的符号，因此语言的意义并不在于其物质形式的本身。语言的反映性显示出语言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反映主体信息活动的产物。语言的反映性与意识的反映性不同，后者是直接的，前者是间接的，要通过物化意识才能达到。
3 抽象性和概括性。语言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而不是对事物的直接描摹。列宁说过，“任何词(语言)都已经是在概括”，“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语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其能够以纯逻辑活动来反映意识成果和人工智能成果，这种逻辑推演功能使其反映的深度大大超过了具体事物。
4 社会性。人类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创造了语言，这种创造活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因此由全社会创造出来并丰富起来的语言，是人类的集体财富!语言的结构、词汇受到全社会约定俗成的制约，人不可能创造出只属于其本人的语言来进行交际。人也只有在集体之中才能掌握语言，学会说话。所以，一个人操何种语言是由社会决定的。语言存在于社会之中，活动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
5 变换性。语言具有变换性。这是因为语言符号的选用具有任意性，没有特定的规则，均由人们“约定俗成”：语言中的词汇为了适应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迅速产生新的，淘汰旧的；语言单位虽然有限，但通过组合却可以无限生成句子；语言的符号单位和组合规则尽管可以定量分析，却无法估计语言究竟可以有多少具体的句子。所以对于掌握了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可以供其使用的句子在数量上是非限定的，而且所有这些句子不一定都是模仿得来的。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反映，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人类一旦掌握了语言，就获得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就能够更好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6 程序性。语言本身是信息，而信息的固有作用就是协调人们的行为，编排和组织统一活动。社会的管理中枢用语言的形式发布指令来调节社会，语言就成了社会组织中社会活动的指令和程序。在自动化机器运行中，由机器语言编制的程序，是机器运行的内控力量或叫机器运行的法则。自动化机器依赖于物质性的语言编制程序，先是信息物化，随后是程序、指令物化。在自动化机器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运动，或者说是意识化的物质运动。表面看来，“自动化”有点类似“自然化”，同时又有点类似“意识化(人化)”。其实，这正是物质的信息化，是比自然物质更高级的产物。
(三) 语言与文化之关系
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
1 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是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语言学家威塞福特(H.J. Weatherford)明确指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而不是分析对象，与文化不可分割。”另一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13］（［13］刘力，从文化角度看语言教学［A］.外国语言研究［C］.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238—240）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曾把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1生态学(ecology)；2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3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4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5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14］（［14］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E.J. Brill, 1964:91）这里文化与语言不是平等的概念，文化包含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子系统。语言是人类创造的，语言直接反映文化现实。“言为心声”，这个“心”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民族文化在内。因此，民族语言势必反映民族文化。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民族文化的反映。特别是词汇，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特征。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概念。而概念总是要用词语来表达，所以词汇系统代表一种意义系统。这种意义系统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客观条件与文化环境的制约。
譬如，“红”的概念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民族表示红色的词不仅在色谱范围上存在差异，而且其引申意义也各有千秋。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5］（［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和《英汉大词典》［16］（［16］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的释义来将其作一比较：
汉语“红”的引申意义：
象征喜庆的红布——披红、挂红
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红运、开门红、满堂红、他唱戏唱红了。
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之高——红军、红五月、又红又专
象征经济得益——红利、分红
英文“red”的引申意义：
沾有鲜血的——red hands(沾血的双手)
赤热的，炽红的，烧红的——red iron(烧红的铁)
流血的，暴力的，燃烧的——a red battle(血战)，red vengeance(血腥复仇)，a red ruin(火烧场)
赤化的、左派的，［常作R］共产党领导的——a red revolution(赤色革命)，African nations going red(赤化中的非洲各国)，red activities(左派活动)，Red China(红色中国)
显示亏欠的，赤字的——a red month(赤字月)
语言变化与文化密切相关。群体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总是通过词义反映出来的。譬如英语red tape的词义变化就是如此：从10世纪的某日开始，英格兰地方法官和政府官员喜欢把公文用红带子(red tape)扎起来，然后在部门之间传来传去。他们拖拖拉拉，只管履行手续却不讲究实效，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对此，人们自然非常反感，于是便用扎公文用的红带子来暗喻司法部门、政府机关的坏作风、坏习惯。19世纪时，red tape更进一步演变成了“文牍主义”、“官僚作风”、“陈规俗套”等概念的代名词。
再譬如，彝语里的“牲畜”原指牛、羊，后来人们以牛、羊等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实际上就等于把它们当作货币在使用。于是乎，“牲畜”就引申出了“钱”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我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影响到了词汇，于是就导致很多词义发生了变化。譬如“窗口”原义为“窗户跟前”，或指“墙上开的窗形的、有活扇可以开关的口”。如今，人们喜用“窗口”来比喻可供了解信息或情况的处所与部门，譬如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2 语言是文化之物质外壳，是文化的载体
有些文化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彩电、冰箱等，看似与语言无关。然而，要生产和使用这些实物，却离不开语言。
日常生活中的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之类，既涉及到实物，又涉及到习俗。譬如茶文化，不仅与茶叶、茶炊、茶水、茶具有关，而且与泡茶方法和饮茶方式也有关。因此要对茶文化进行表述，就得使用语言。至于精神文化，其形成和表达更是离不开语言。
文化的传承也要依靠语言。人类通过学习与运用语言而获得文化知识，文化因此得以在同时代人中间流传，并且传递给后人。譬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如果没有语言作媒介，又怎么可能会代代相传，并且广泛流传于世，至今还仍为全人类所共用呢?!
由于语言的载储功能，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才得以完美实现。
语言存储着前人的劳动和生活经验，记述着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体现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态度。语言因此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里展现出来的乃是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
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就可以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揭示积淀其中的文化。
帕默尔(L.R. Palmer)说过，“pen(钢笔)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羽毛’(拉丁语是penna)，一度只能严格地用来指称原始的鹅毛笔。然而，在笔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个词却保留下来了。结果，古词‘羽毛’现已用来指称带有金属笔尖的写字工具了。这是一方面。反过来，分析现代这个词及其同表示‘羽毛’的那个词的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早期的笔是个什么样子。语言史和文化史(‘词和物’)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互相提供证据和互相说明的。”［17］（［17］Palmer L.R. Semantics ［M］. Cay Press， 1983：122）
泰语“那律戛”，意为“小时”，是计时的单位名词。该词来自印度的巴利文，意为“椰子”。由此可见，泰国人曾用椰壳计时：泰国人把椰子钻孔，放入水中。当椰子壳进满水后，下沉一次为一小时。后来，泰语中又出现了“蒙”和“咚”这两个计时单位名词：从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每小时称“蒙”；从晚上七时至晚上十一时，每小时称“咚”。这来源于当时的报时习俗：白天敲锣报时，“蒙”为锣声；晚上击鼓报时，“咚”为鼓声。泰国自1887年至1934年，首都曼谷一度以放炮声来表示正午十二时。于是，有句谚语就将远离首都而闭目塞听、闻知甚少的人形容为“远离正午炮声的人”。该谚语也证明了泰国历史上曾有放炮报时的习俗。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必定会以种种显形或隐形的方式记录在各自民族的语言之中。所以说，语言是见证民族文化发展的活化石。
3 语言和文化：谁是主宰?
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语言在文化面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影响、制约着文化，语言相对于文化反而起主动的决定性作用。
“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波特(Richard E. Porter)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产物，语言的理解肯定受到特定文化经验的制约。他举例说明：同处于美国文化中的药剂师和吸毒者，对“drug”(药／麻醉药／毒品)一词的理解却迥然有异。就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经验影响他们对“drug”构成了不同的概念，从而赋予了“drug”不同的意义。
“语言决定论”的经典性论述莫过于沃尔夫假说(the Whorfian hypothesis)。19世纪德国思想家洪堡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了一个命题：“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18］（［18］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
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也认为，语言不仅能列举人们的周围环境和经验，而且其本身还是名副其实的一种力量。他说：“事实上语言之所以能给我们的经验下定义，是由于它本身在形式上具有完整性，同时也由于我们总是在下意识地把预期要用语言明确表达的观念投射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去了。”［19］（［19］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36—137）萨皮尔甚至提出，语言在某些方面具有专制的力量。他特别强调像数、性、时态、语态以及其他种种概念性范畴，“与其说是原来就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之中而被发现出来的，不如说是由于语言形式对我们的意向的强制作用而强加于我们的经验之上的”［20］（［20］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36—137）。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皮尔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深入研究了语音和文化的关系。在多种印第安语言的对比之中，沃尔夫发现，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语言范畴，对同一客观世界的经验内容会做出不同的分割和组合。他认为，人们不仅通过语法范畴进行交际，还通过它们分解自然，重视某些类型的关系和现象，而忽略另一些类型的关系和现象，结果便得到了不同的世界图式。譬如在印欧语言中有过去、现在、将来时态之分，因此，时间观念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亚里士多德、牛顿、康德、爱因斯坦等人在他们的学说中都贯穿着对时间的思考。而在北美的霍比语(HoPi)中，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也没有表示动词时态的方法，但倒有体态的区别，譬如一次体、持续体、反复体、一次反复体、起始体、进行体、存在体、突发体、继续体等，因此霍比文化关心的不是运动的时间，而是运动的方式和实际效果。［21］（［21］Whorf， Benj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M］. Edited by John B. Carrol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5157，207218）
沃尔夫根据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或曰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其基本要义是：语言决定思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的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像(the same picture of the world)，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是类似的或者能够以某种方法互相校订的”；“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观点，是用数学的术语表述的关于宇宙的看法；而霍比人的世界观则是用另外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表达的，它是非数学的，而是语言的”。
沃尔夫的思想连同萨皮尔的思想后来被称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或简称为“沃尔夫假说”。该学说在田野考察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发展了洪堡特的思想，成为语言和文化关系中最有争议的假说，但其影响非常深远，后来许多的文化和哲学问题都有赖于对这一学说的解释。
尽管对“沃尔夫假说”的争议还远远没有了结，但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交流和传承之最重要的手段；同时，语言也影响、制约着文化。语言和文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及自身的最佳途径。
五、 翻译与文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一) 翻译：概念和种类
翻译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人类活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古典作家西塞罗和贺拉斯曾经这样描述过翻译：早在他们很早以前，几乎还在人类的发展初期，就一定有会讲两种语言的人，每当语言各异的原始人要进行某些和平接触时，他们便充当译员。［22］（［22］J·C·卡特福德著，穆雷译.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北京：旅游出版社，1991：24—41，123—132）翻译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武器。
关于翻译的定义，尽管众说纷纭，但都包含以下一个或几个概念：1从一种语言或文本到另一种语言或文本的意义或内容的转移；2译码或符号的转换；3等值成分的寻求。究竟强调哪个方面，则取决于学者的兴趣。
请看几位著名翻译家给翻译下的定义。
卡特福德(J.C. Catford)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他进而解释说，使用“文本材料”这个词，强调了下述事实：翻译决不是，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是原语文本全部被译语文本中的等值成分所替换。如把法语“quelle heure estil?”译成英语的“Whats the time?”(“什么时间了?”)时，译语文本在语法上和词汇上与原语等值，但二者的字形和音位层次上却没有等值关系。他认为翻译等值关系是一种经验性的现象，只有在所观察的特定译例中，等值关系才成立；翻译的等值关系与形式无关，可以在两种语言的语法等级体系中处于完全不同地位的范畴或单位之间观察到等值关系。［22］（［22］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5）
巴尔胡达罗夫(Л.С.Ъархударов)给翻译下了这样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
他对上述定义做了两点补充：1“内容方面”或“意义”这个术语应从最广义上理解，它指的是符号(这里是语言)单位的各种关系，并不仅指“实物—逻辑”意义或“外延”意义。2“保持内容不变”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在语际改变中(也同其他任何变动一样)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损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表达的意义。因此，译文绝不可能同原文百分之百地等值。译者的任务是争取尽可能的等值，争取把损失减到最小限度。要求译文和原文表达的意义“百分之百”的一致是绝对不现实的。翻译理论的任务之一是确定意义的传达顺序。由于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意义，因此必须确定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应传达哪些意义，哪些意义可以“牺牲”，从而使语义的损失减到最小限度［23］］（［23］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5）。
奈达给翻译下的定义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翻译就是在接受语中复制出与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24］（［24］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J. Brill， 1969：12）
“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形式、意义还是别的什么?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解释是，所谓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是指意义和语体而言。但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他又将其解释为功能对等。现在一般认为，“功能对等”一说更为科学，更具有说服力。语言的“功能”是指语言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用，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不同：不是语音、语法不同，就是表达习惯不同。然而，它们却可以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功能。这里使用“功能对等”又似乎比使用“意义对等”更加准确，因为严格说来，两篇言语材料在意义上是不可能真正对等的。用卡特福德的观点来说，原文有原文的意义，译文有译文的意义。
奈达的上述定义很好地说明了翻译的实质。与其他定义相比，它有三个优点：一是明确地说明了要译的是什么(信息)；二是暗示了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不可能，只能是相对的对等(最切近)；三是考虑了译文的可接受性(自然)。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翻译还可定义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这一定义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了翻译的文化属性和交际功能；二是肯定了要译的只是语言传达的信息；三是说明了翻译包括动态的翻译过程和静态的翻译结果。
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种类很多。对于翻译的种类，我们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划分：
1 按翻译涉及到的语言来分，有本族语译成外语和外语译为本族语两大类。
2 按翻译的手段来分，有口译、笔译和机器翻译。
3 按翻译的材料来分，有文学翻译、政论翻译、科技翻译和事务翻译。
4 按翻译的处理方式分，有全译、摘译和编译。
5 按翻译的语言层次分，有完全翻译和有限翻译。
6 按翻译的方法分，有死译、直译、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翻译、改译和文化翻新。
上述各类翻译，对于特定的读者和特定的场合，都具有各自的可行性。但是，标准和要求不同，每一类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 翻译：一种文化创造
近30年来，翻译研究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于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做了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诺德(Christiane Nord， 1991)干脆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霍尔兹曼塔里(Holz Manttari)甚至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则把翻译看做“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而丹尼尔·肖(R. Daniel Shaw)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可见，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25］（［25］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2—18）。事实上，翻译从诞生之时起，就起着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任何民族的合作与竞赛都离不开翻译的通融和疏导。同时，单一的文字翻译本身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翻译，既能辅助其他媒介进行交流，自身也可以独立完成交流任务。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跨文化交际活动日益增加，翻译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对跨文化交际的贡献就愈显突出。
翻译涉及到原语与译语两种语言，一般要经过分析、转语(传译)、重组、检验这一过程。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信息源点、信息内容、信息受体、信息背景、信息表达等方面对原文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才能获得起交流和沟通作用的译文。所以，翻译离不开语言的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没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翻译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创造性思维活动是文化的产物。因此，翻译是一种文化创造。
创造文化的翻译活动跟语言密切相关，而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作是原语文化的产物。译者是熟悉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经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熏陶的个体或群体。译文的读者是掌握了译语，经过译语文化浸润，但对原语所知不多或一无所知的群体。在以原作为代表的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作用下的读者之间，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不可能将原语文化简单地介绍和纳入译语文化之中。译者要考虑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要考虑译文阅读对象的层次水平与反应，还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译文得接受译入语文化相应的改造，以适应译入语社会的语境及其读者的阅读视野。所以，原语与译语虽以各种方式制约着整个翻译活动，两种文化最终却在翻译的过程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创造。同时，由于翻译是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因此，翻译必然会受到原语和译语文化的双重影响和制约。然而，人类文明的进步之旅，正是因了这种文化创造，才愈加恢宏壮丽!
譬如，我国历史上就曾出现了五次文化大融合：第一次是殷周时期、第二次是秦汉时期，第三次是南北朝时期，第四次是宋元明时期，第五次是自19世纪初叶中西文化的相碰撞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地球在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各个民族却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同民族文化系统之间的密切交流，造成了大量的文化分化和文化重组，使得各民族文化日益多元化。各民族语言中的“舶来品”——外来语，就是文化可融性的最好证明。汉语的成语里也有着许多“舶来品”。譬如记载着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灯录”，其中部分成语就是“舶来品”：
安身立命打成一片单刀直入点铁成金逢场作戏
立雪断臂隔靴搔痒家破人亡九年面壁看风使帆
羚羊挂角虎头蛇尾驴唇马嘴落汤螃蟹泥多佛大
泥牛入海拈花微笑抛砖引玉七颠八倒七手八脚
骑驴觅驴水泄不通水涨船高拖泥带水雪上加霜
叶落归根鹦鹉学舌贼去关门斩钉截铁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一口吸尽西江水
这些成语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不熟悉其来源的读者也许还以为它们是“土生土长”的国粹，其实它们来自印度佛教，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呢!
四、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一) 语言之概念
语言是符号系统。它由一套子系统构成，并且具有任意性。广义的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非言语交际。“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符号、所给予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纳入广义的语言之中。”狭义的语言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Saussure)曾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显然，索绪尔是从狭义上来定义语言的。
(二) 语言之特性
语言符号系统的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物质性。任何语言都以某种物质现象的形式而存在，因而具有明显的物质性。马克思曾经这样论述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就是说，语言和意识是不同概念的两码事，语言是现实的物质性的东西，它包含着意识观念，而意识观念是在运用语言的思维中存在着。语言的物质性，“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脑内语言和电讯号。语言利用了人体的发音器官，利用了气流的物理属性和耳朵的生理属性，它的物质形式是语音。文字则由可见的线条构成，带有明显的物质性。
2 反映性。语言的意义在于指称事物、承载意识，是物化了的符号，因此语言的意义并不在于其物质形式的本身。语言的反映性显示出语言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反映主体信息活动的产物。语言的反映性与意识的反映性不同，后者是直接的，前者是间接的，要通过物化意识才能达到。
3 抽象性和概括性。语言是对事物的抽象概括，而不是对事物的直接描摹。列宁说过，“任何词(语言)都已经是在概括”，“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语言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使其能够以纯逻辑活动来反映意识成果和人工智能成果，这种逻辑推演功能使其反映的深度大大超过了具体事物。
4 社会性。人类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创造了语言，这种创造活动世世代代绵延不绝。因此由全社会创造出来并丰富起来的语言，是人类的集体财富!语言的结构、词汇受到全社会约定俗成的制约，人不可能创造出只属于其本人的语言来进行交际。人也只有在集体之中才能掌握语言，学会说话。所以，一个人操何种语言是由社会决定的。语言存在于社会之中，活动于社会，并为社会服务。
5 变换性。语言具有变换性。这是因为语言符号的选用具有任意性，没有特定的规则，均由人们“约定俗成”：语言中的词汇为了适应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迅速产生新的，淘汰旧的；语言单位虽然有限，但通过组合却可以无限生成句子；语言的符号单位和组合规则尽管可以定量分析，却无法估计语言究竟可以有多少具体的句子。所以对于掌握了一种语言的人来说，可以供其使用的句子在数量上是非限定的，而且所有这些句子不一定都是模仿得来的。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反映，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人类一旦掌握了语言，就获得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就能够更好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6 程序性。语言本身是信息，而信息的固有作用就是协调人们的行为，编排和组织统一活动。社会的管理中枢用语言的形式发布指令来调节社会，语言就成了社会组织中社会活动的指令和程序。在自动化机器运行中，由机器语言编制的程序，是机器运行的内控力量或叫机器运行的法则。自动化机器依赖于物质性的语言编制程序，先是信息物化，随后是程序、指令物化。在自动化机器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物化了的意识运动，或者说是意识化的物质运动。表面看来，“自动化”有点类似“自然化”，同时又有点类似“意识化(人化)”。其实，这正是物质的信息化，是比自然物质更高级的产物。
(三) 语言与文化之关系
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既互相区别又密切联系。
1 语言是一种文化创造，是文化的一部分
美国语言学家威塞福特(H.J. Weatherford)明确指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而不是分析对象，与文化不可分割。”另一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13］（［13］刘力，从文化角度看语言教学［A］.外国语言研究［C］.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238—240）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曾把文化因素分为五类，即：1生态学(ecology)；2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3宗教文化(religious culture)；4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5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14］（［14］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Leiden:E.J. Brill, 1964:91）这里文化与语言不是平等的概念，文化包含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子系统。语言是人类创造的，语言直接反映文化现实。“言为心声”，这个“心”从广义上来讲，包括民族文化在内。因此，民族语言势必反映民族文化。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是民族文化的反映。特别是词汇，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特征。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各种概念。而概念总是要用词语来表达，所以词汇系统代表一种意义系统。这种意义系统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客观条件与文化环境的制约。
譬如，“红”的概念几乎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不同民族表示红色的词不仅在色谱范围上存在差异，而且其引申意义也各有千秋。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5］（［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和《英汉大词典》［16］（［16］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的释义来将其作一比较：
汉语“红”的引申意义：
象征喜庆的红布——披红、挂红
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红运、开门红、满堂红、他唱戏唱红了。
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之高——红军、红五月、又红又专
象征经济得益——红利、分红
英文“red”的引申意义：
沾有鲜血的——red hands(沾血的双手)
赤热的，炽红的，烧红的——red iron(烧红的铁)
流血的，暴力的，燃烧的——a red battle(血战)，red vengeance(血腥复仇)，a red ruin(火烧场)
赤化的、左派的，［常作R］共产党领导的——a red revolution(赤色革命)，African nations going red(赤化中的非洲各国)，red activities(左派活动)，Red China(红色中国)
显示亏欠的，赤字的——a red month(赤字月)
语言变化与文化密切相关。群体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总是通过词义反映出来的。譬如英语red tape的词义变化就是如此：从10世纪的某日开始，英格兰地方法官和政府官员喜欢把公文用红带子(red tape)扎起来，然后在部门之间传来传去。他们拖拖拉拉，只管履行手续却不讲究实效，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对此，人们自然非常反感，于是便用扎公文用的红带子来暗喻司法部门、政府机关的坏作风、坏习惯。19世纪时，red tape更进一步演变成了“文牍主义”、“官僚作风”、“陈规俗套”等概念的代名词。
再譬如，彝语里的“牲畜”原指牛、羊，后来人们以牛、羊等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实际上就等于把它们当作货币在使用。于是乎，“牲畜”就引申出了“钱”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我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影响到了词汇，于是就导致很多词义发生了变化。譬如“窗口”原义为“窗户跟前”，或指“墙上开的窗形的、有活扇可以开关的口”。如今，人们喜用“窗口”来比喻可供了解信息或情况的处所与部门，譬如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2 语言是文化之物质外壳，是文化的载体
有些文化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譬如彩电、冰箱等，看似与语言无关。然而，要生产和使用这些实物，却离不开语言。
日常生活中的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食文化之类，既涉及到实物，又涉及到习俗。譬如茶文化，不仅与茶叶、茶炊、茶水、茶具有关，而且与泡茶方法和饮茶方式也有关。因此要对茶文化进行表述，就得使用语言。至于精神文化，其形成和表达更是离不开语言。
文化的传承也要依靠语言。人类通过学习与运用语言而获得文化知识，文化因此得以在同时代人中间流传，并且传递给后人。譬如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如果没有语言作媒介，又怎么可能会代代相传，并且广泛流传于世，至今还仍为全人类所共用呢?!
由于语言的载储功能，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才得以完美实现。
语言存储着前人的劳动和生活经验，记述着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体现的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态度。语言因此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里展现出来的乃是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
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载体，那么就可以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揭示积淀其中的文化。
帕默尔(L.R. Palmer)说过，“pen(钢笔)一词，原来的意思是‘羽毛’(拉丁语是penna)，一度只能严格地用来指称原始的鹅毛笔。然而，在笔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这个词却保留下来了。结果，古词‘羽毛’现已用来指称带有金属笔尖的写字工具了。这是一方面。反过来，分析现代这个词及其同表示‘羽毛’的那个词的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早期的笔是个什么样子。语言史和文化史(‘词和物’)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互相提供证据和互相说明的。”［17］（［17］Palmer L.R. Semantics ［M］. Cay Press， 1983：122）
泰语“那律戛”，意为“小时”，是计时的单位名词。该词来自印度的巴利文，意为“椰子”。由此可见，泰国人曾用椰壳计时：泰国人把椰子钻孔，放入水中。当椰子壳进满水后，下沉一次为一小时。后来，泰语中又出现了“蒙”和“咚”这两个计时单位名词：从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每小时称“蒙”；从晚上七时至晚上十一时，每小时称“咚”。这来源于当时的报时习俗：白天敲锣报时，“蒙”为锣声；晚上击鼓报时，“咚”为鼓声。泰国自1887年至1934年，首都曼谷一度以放炮声来表示正午十二时。于是，有句谚语就将远离首都而闭目塞听、闻知甚少的人形容为“远离正午炮声的人”。该谚语也证明了泰国历史上曾有放炮报时的习俗。
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必定会以种种显形或隐形的方式记录在各自民族的语言之中。所以说，语言是见证民族文化发展的活化石。
3 语言和文化：谁是主宰?
在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语言在文化面前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影响、制约着文化，语言相对于文化反而起主动的决定性作用。
“文化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波特(Richard E. Porter)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产物，语言的理解肯定受到特定文化经验的制约。他举例说明：同处于美国文化中的药剂师和吸毒者，对“drug”(药／麻醉药／毒品)一词的理解却迥然有异。就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经验影响他们对“drug”构成了不同的概念，从而赋予了“drug”不同的意义。
“语言决定论”的经典性论述莫过于沃尔夫假说(the Whorfian hypothesis)。19世纪德国思想家洪堡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提出了一个命题：“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18］（［18］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
20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也认为，语言不仅能列举人们的周围环境和经验，而且其本身还是名副其实的一种力量。他说：“事实上语言之所以能给我们的经验下定义，是由于它本身在形式上具有完整性，同时也由于我们总是在下意识地把预期要用语言明确表达的观念投射到我们的经验领域里去了。”［19］（［19］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36—137）萨皮尔甚至提出，语言在某些方面具有专制的力量。他特别强调像数、性、时态、语态以及其他种种概念性范畴，“与其说是原来就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之中而被发现出来的，不如说是由于语言形式对我们的意向的强制作用而强加于我们的经验之上的”［20］（［20］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36—137）。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萨皮尔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深入研究了语音和文化的关系。在多种印第安语言的对比之中，沃尔夫发现，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语言范畴，对同一客观世界的经验内容会做出不同的分割和组合。他认为，人们不仅通过语法范畴进行交际，还通过它们分解自然，重视某些类型的关系和现象，而忽略另一些类型的关系和现象，结果便得到了不同的世界图式。譬如在印欧语言中有过去、现在、将来时态之分，因此，时间观念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显著地位。亚里士多德、牛顿、康德、爱因斯坦等人在他们的学说中都贯穿着对时间的思考。而在北美的霍比语(HoPi)中，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也没有表示动词时态的方法，但倒有体态的区别，譬如一次体、持续体、反复体、一次反复体、起始体、进行体、存在体、突发体、继续体等，因此霍比文化关心的不是运动的时间，而是运动的方式和实际效果。［21］（［21］Whorf， Benj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M］. Edited by John B. Carroll.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6：5157，207218）
沃尔夫根据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或曰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其基本要义是：语言决定思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的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像(the same picture of the world)，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是类似的或者能够以某种方法互相校订的”；“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观点，是用数学的术语表述的关于宇宙的看法；而霍比人的世界观则是用另外的而且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表达的，它是非数学的，而是语言的”。
沃尔夫的思想连同萨皮尔的思想后来被称为“萨皮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或简称为“沃尔夫假说”。该学说在田野考察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发展了洪堡特的思想，成为语言和文化关系中最有争议的假说，但其影响非常深远，后来许多的文化和哲学问题都有赖于对这一学说的解释。
尽管对“沃尔夫假说”的争议还远远没有了结，但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交流和传承之最重要的手段；同时，语言也影响、制约着文化。语言和文化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及自身的最佳途径。
五、 翻译与文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一) 翻译：概念和种类
翻译是一项非常古老的人类活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古典作家西塞罗和贺拉斯曾经这样描述过翻译：早在他们很早以前，几乎还在人类的发展初期，就一定有会讲两种语言的人，每当语言各异的原始人要进行某些和平接触时，他们便充当译员。［22］（［22］J·C·卡特福德著，穆雷译.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北京：旅游出版社，1991：24—41，123—132）翻译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武器。
关于翻译的定义，尽管众说纷纭，但都包含以下一个或几个概念：1从一种语言或文本到另一种语言或文本的意义或内容的转移；2译码或符号的转换；3等值成分的寻求。究竟强调哪个方面，则取决于学者的兴趣。
请看几位著名翻译家给翻译下的定义。
卡特福德(J.C. Catford)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 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
他进而解释说，使用“文本材料”这个词，强调了下述事实：翻译决不是，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是原语文本全部被译语文本中的等值成分所替换。如把法语“quelle heure estil?”译成英语的“Whats the time?”(“什么时间了?”)时，译语文本在语法上和词汇上与原语等值，但二者的字形和音位层次上却没有等值关系。他认为翻译等值关系是一种经验性的现象，只有在所观察的特定译例中，等值关系才成立；翻译的等值关系与形式无关，可以在两种语言的语法等级体系中处于完全不同地位的范畴或单位之间观察到等值关系。［22］（［22］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5）
巴尔胡达罗夫(Л.С.Ъархударов)给翻译下了这样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
他对上述定义做了两点补充：1“内容方面”或“意义”这个术语应从最广义上理解，它指的是符号(这里是语言)单位的各种关系，并不仅指“实物—逻辑”意义或“外延”意义。2“保持内容不变”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在语际改变中(也同其他任何变动一样)不可避免地会有所损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表达的意义。因此，译文绝不可能同原文百分之百地等值。译者的任务是争取尽可能的等值，争取把损失减到最小限度。要求译文和原文表达的意义“百分之百”的一致是绝对不现实的。翻译理论的任务之一是确定意义的传达顺序。由于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意义，因此必须确定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应传达哪些意义，哪些意义可以“牺牲”，从而使语义的损失减到最小限度［23］］（［23］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编译.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5）。
奈达给翻译下的定义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翻译就是在接受语中复制出与原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24］（［24］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ti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J. Brill， 1969：12）
“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形式、意义还是别的什么?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解释是，所谓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体，是指意义和语体而言。但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他又将其解释为功能对等。现在一般认为，“功能对等”一说更为科学，更具有说服力。语言的“功能”是指语言在使用中所能发挥的言语作用，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必然不同：不是语音、语法不同，就是表达习惯不同。然而，它们却可以具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功能。这里使用“功能对等”又似乎比使用“意义对等”更加准确，因为严格说来，两篇言语材料在意义上是不可能真正对等的。用卡特福德的观点来说，原文有原文的意义，译文有译文的意义。
奈达的上述定义很好地说明了翻译的实质。与其他定义相比，它有三个优点：一是明确地说明了要译的是什么(信息)；二是暗示了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不可能，只能是相对的对等(最切近)；三是考虑了译文的可接受性(自然)。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翻译还可定义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传达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这一定义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了翻译的文化属性和交际功能；二是肯定了要译的只是语言传达的信息；三是说明了翻译包括动态的翻译过程和静态的翻译结果。
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种类很多。对于翻译的种类，我们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划分：
1 按翻译涉及到的语言来分，有本族语译成外语和外语译为本族语两大类。
2 按翻译的手段来分，有口译、笔译和机器翻译。
3 按翻译的材料来分，有文学翻译、政论翻译、科技翻译和事务翻译。
4 按翻译的处理方式分，有全译、摘译和编译。
5 按翻译的语言层次分，有完全翻译和有限翻译。
6 按翻译的方法分，有死译、直译、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翻译、改译和文化翻新。
上述各类翻译，对于特定的读者和特定的场合，都具有各自的可行性。但是，标准和要求不同，每一类都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 翻译：一种文化创造
近30年来，翻译研究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于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就把翻译看做了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诺德(Christiane Nord， 1991)干脆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霍尔兹曼塔里(Holz Manttari)甚至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则把翻译看做“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而丹尼尔·肖(R. Daniel Shaw)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可见，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25］（［25］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2—18）。事实上，翻译从诞生之时起，就起着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作用。任何民族的合作与竞赛都离不开翻译的通融和疏导。同时，单一的文字翻译本身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手段。翻译，既能辅助其他媒介进行交流，自身也可以独立完成交流任务。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跨文化交际活动日益增加，翻译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对跨文化交际的贡献就愈显突出。
翻译涉及到原语与译语两种语言，一般要经过分析、转语(传译)、重组、检验这一过程。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信息源点、信息内容、信息受体、信息背景、信息表达等方面对原文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才能获得起交流和沟通作用的译文。所以，翻译离不开语言的运用，离不开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没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翻译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创造性思维活动是文化的产物。因此，翻译是一种文化创造。
创造文化的翻译活动跟语言密切相关，而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作是原语文化的产物。译者是熟悉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经过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熏陶的个体或群体。译文的读者是掌握了译语，经过译语文化浸润，但对原语所知不多或一无所知的群体。在以原作为代表的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作用下的读者之间，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不可能将原语文化简单地介绍和纳入译语文化之中。译者要考虑原语和译语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要考虑译文阅读对象的层次水平与反应，还要考虑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译文得接受译入语文化相应的改造，以适应译入语社会的语境及其读者的阅读视野。所以，原语与译语虽以各种方式制约着整个翻译活动，两种文化最终却在翻译的过程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一种文化创造。同时，由于翻译是双向的文化交流过程，因此，翻译必然会受到原语和译语文化的双重影响和制约。然而，人类文明的进步之旅，正是因了这种文化创造，才愈加恢宏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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