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哲学话语中的翻译主体审美

创造性审美思维而求相通。

    20世纪之前，在对待文学艺术与外部自然和内心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西方一直持有两种看法：一认为文学艺术是对自然世界的摹仿；另一认为文学世界是对内心世界的表现，因此形成了“摹仿论”和“表现论”。

    究其实质，“摹仿论”和“表现论”十分相似，因为它们都源自于柏拉图的“艺术摹仿观”。柏拉图认为，文学，尤其是诗歌，是对自然的摹仿，而自然呢，又是对人的理念的摹仿。因此，柏拉图贬低诗歌的价值，就在于他认为诗歌是对理念的摹仿的摹仿。时代之轮滚滚驶进了19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人们可见到“表现论”在大行其道，其最为典型的表述，就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在呐喊“诗是诗人内心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一点不错，诗歌确实是诗人内心情感世界的自然宣泄。然而，无论是“摹仿论”还是“表现论”，它们“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文学世界和自然世界一一对应、类似或同一。不同仅在于摹仿论所理解的自然是外在于心灵的自然，表现论理解的‘自然’是内在于心灵的自然”。［2］（［2］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8）

    公元前4世纪时，“‘摹仿’和‘表现’常常是合二为一的概念。”［3］（［3］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9）柏拉图“指责诗歌是一种失真的、不负责任的摹仿，其作用不是展示实质，而是构组关于实体的假象。”［4］］（［4］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9）他之所以贬低诗人，称其还不如拥有技艺的工匠，是因为“摹仿”使诗歌与被描摹的对象之间，只不过达到了表面上的同一，不能像哲学意义上的“摹仿”那样，紧追真理或“真形”，具有生气勃勃的上升意识。在场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促使柏拉图形成了这种艺术观，他只看见在场的诗歌的语言，却看不见在场的诗歌语言之下，正开启着一条通往“真理”或“真形”的大道；他只看到了诗歌与外部事物之间表面上的同一，却意识不到这两者之间是否同一早已无关紧要，甚至打破能映照外部事物的镜子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是否能通过这面镜子，哪怕它已支离破碎，架起一座由美通往真的桥梁。在诸种翻译理论中，“直译观”就是一种镜式摹仿论的典型体现，它代表了狭隘的写实主义创作思想，即所谓的“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在其实。匪本匪实，贤者奚信?”［5］（［5］张少康，刘兰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95）

    西方文论中的“摹仿论”和“表现论”，从哲学意义的层面反映了“真理符合论”。这种真理观的基本思想“强调命题和判断与客观实际是否相符”［6］（［6］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4）。此真理观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真理观的经典表述是“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7］（［7］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4）可以看出，这种真理观仍然为强调主客二分的认识观所主宰。虽然它自认为通过人的主观认识，可以达到命题判断的结果与客观实际相同一，但它却抛弃了存在方式对事物认识的影响，因而，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科学式的、客观化的认识真理的途径。它所期望达到的是认识对事物的纯客观的符合，那里面没有一丝主体的影踪。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其弟子伽达默尔，显然看到了这一真理观的不足，所以想要探索一条追寻前科学状态的真理之路。“这种真理存在于主客体的二分之前，存在于人用主客体的二分法去把握他的研究对象之前，即主客体的符合之前。”［8］（［8］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4）在伽达默尔看来，通往真理的过程，是一个“去蔽”的过程，因为人们不能一下子就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要在不断“遮蔽”的同时又不断“去蔽”的解释过程中才能存在性地体悟到真理。的确，人们须经由语言、艺术或历史这些精神科学的途径，方能抵达真理的所在地，而不是像分析判断那样，经由科学分解式的单一路径而取得普遍必然的判断结果。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假象求名”、“引典取譬”和“取类化通”，都是取道语言，旨在打通“名”与“象”、“辞”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对语言“弃同而求通”的运用，与“天人合一”的传统价值观，正好相吻合。“在天人合一的总的图式下，由观象、取类和会通，《周易》经传为传统中国人确立了基本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