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人传播——分论（下）

>     此诗一出，“人更解颐”《全唐诗》卷871。

    《宋诗三百首》中收有孔平仲的一首《雍丘驿作》：

    京尘漠漠稍侵衣，秣马壅兵日未西。驿舍萧然无与语，远墙闲觅故人题。

    不管此作是不是借鉴或因袭，反正白居易有一首同一意境的《蓝桥驿见元九诗》：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全唐诗》卷438。

    诗题中的元九即元稹。白居易与元稹的友情，是文坛上一段人所共知的佳话。两人志同道合，声气相通，一生仅唱酬之作就多达一千余首。两人身世也颇一致，在官场上都是时浮时沉，动不动便被朝廷贬出京师，打发到遥远的州府。于是，两人经常在驿路上交相奔波，穿梭往来，而每到一驿，他们都喜欢在驿站的墙壁上寻觅友人的题诗，以慰倾慕之意与思念之情。与白居易的“循墙绕柱觅君诗”一样，元稹在《骆口驿二首》其一中也说：

    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全唐诗》卷412。

    在友人的题壁诗下默默地一直待到离去时，如此心通神交、陶然忘怀的情景犹如一幅特写令人难忘。比这更感人的，是白居易后来在同一驿站写的《骆口驿旧题诗》：

    拙诗在壁无人爱，鸟污苔侵文字残。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

    看来元稹还不惜用衣服一点点拂去友人题壁诗上的尘垢，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其实，元白这种举目会心、若见其人的神交，也是许多过往驿站的行旅所共同体验的交流感受。大量的题壁之作无异于在士人传播中营造了一种共通的环境，使得士人群体在精神气质上交融汇通，形成舆论一律的态势。随举一例，元稹曾在《褒城驿》一诗中写到“已种万竿竹，又载千树梨”，后来薛能在《题褒城驿》中便说：“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其中一句“鄂相（元稹曾由宰相出为武昌节度使）顷题应好诗，题云万竹与千梨”《全唐诗》卷409、560。直承前提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士子在这看似随意的题壁应答中，也达到了精神境界上的认同与沟通。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以上只是粗略描绘的唐人题壁的概貌，现实的图景无疑远比我们勾画的要落英缤纷，色彩斑斓。对这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只需扫一眼下面的若干题壁诗的标题，就可略见一二：陈子昂《古意题徐令壁》、萧颖士《早春过七岭寄题硖山裴丞厅壁》、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岑参《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杜甫《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钱起《题陈季壁》、羊士谔《山寺题壁》、牟融《题道院壁》、刘言史《山寺看樱桃花题僧壁》、吕群《题寺壁二首》、元稹《题蓝桥驿》、白居易《题岐王旧山池石壁》、许浑《题卫将军庙》、李商隐《戏题友人壁》、温庭筠《和友人题壁》、段成式《题僧壁》、方干《书原上鲍处士屋壁》、郑谷《书村叟壁》、杜荀鹤《题汪氏茅亭》、曹松《书翠岩寺壁》、李建勋《题信果观壁》、王周《题厅壁》、刘山甫《题青草湖神祠》、张祜《题金陵渡》，等等。真是无远弗届，无处不有。我们不由得想象，在唐人目力所及之处是不是都明灭闪现着一丛丛、一行行的题诗呢？至少唐诗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归因于这一耳濡目染、处处皆诗的传播环境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题诗未必都在壁上，事实上唐人在一切可题之处都留下了墨痕。比如：

    （雍）陶典阳安（四川简阳），送客至情尽桥，问其（得名之）故，左右曰送迎之地至此。（雍）陶命笔题其柱曰“折柳桥”，为诗云云。（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全唐诗》卷518。

    这是题在桥上的。

    再如《本事诗·情感》中所述人面桃花的有名故事：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题于门户之上的。

    还有题在树上的。如白居易的《郡厅有树晚荣早凋人不识名因题其上》。而李商隐的《题小松》早已成为名作，其颔联“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以寓意深邃而常被引用。再如，隋末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

    （褚亮）坐与杨玄感有旧，左迁西海郡（青海湖西岸）司户。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杨）玄感所礼，降威定县（隶属西海郡）主簿。……（褚）亮与（潘徽）同行，至陇山（六盘山），（潘）徽遇病终，亮亲加棺敛，瘗之路侧，慨然伤怀，遂题诗于陇树。好事者皆传写讽诵，信宿（两夜时间）遍于京邑焉。《旧唐书》卷72。

    行行重行行的迁客骚人登上流水呜咽的陇山本已百感交集，再加上同伴病逝更是悲不自胜，同病相怜的身世之感化为诗章自然动人心魄，因而题在树上不过两天便传遍几百里外的京城。下面一例题树则至今仍值得深思：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塘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垒垒，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云溪友议》卷中。

    此例表明，追香逐艳的兴致并非当今小报记者所独有，美人身上独题诗的癖好乃是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且看人们在梦露、周璇、戴安娜等死者名下做的文章就知道了。

    题壁的传播功效显而易见，特别是在通衢大邑的馆舍佛堂题壁，更易周流开去，形成或轰动一时或绵延不息的效应。像下面一例：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

    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

    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太平广记》卷199“周匡物”。

    一首题壁之作竟导致一项规则的通行，题壁功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并非所有题壁文字都能引人注目，都会在整个社会的信息海洋中涌起波浪。相反，题壁信息与其他信息一样都同样受制于自然选择的淘汰律，大量信息中真正被传播吸纳的毕竟只是少数。《全唐诗》中的题壁作品虽然相当可观，但也仅仅只是唐人题壁诗中流传下来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消失于无声无息之中。“在这里，诗的命运完全服从于流传法则，而绝大多数的平庸之作则永远湮没在那层层叠叠的泥灰之下，无人知晓。这就是淘汰，一种相当公平，亦相当残酷的优胜劣汰。”夏坚勇：《湮没的辉煌》，24页。推而言之，这也是不同的传播者所面临的一道相同的铁律。一般来说，传播者总是难免有一种错觉，以为传播的主动权在己，只要传播了，信息迟早总会被人接受，哪怕藏之名山，有一天也会传之其人。殊不知，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过程，同时还是一种接受、选择、淘汰的过程，其间既有人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而且，这一过程还受制于一种令人进退两难的二律背反：越想不被淘汰，越需大量传播；而越是大量传播，就越可能被淘汰。其间，特定的时代、人口、文化所能吸纳的信息似乎是个恒量。信息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但总维持着这一恒量。一旦超出这一恒量，一些信息就得遭遇淘汰的命运了。郑板桥在《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寄舍弟墨》中，曾论及一个颇为有趣的书籍自焚观：

    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

    他说的“自烧”，不就是一种淘汰的形式么？如今，人们动不动爱说“信息时代”、“信息爆炸”什么的，仿佛信息骤然铺天盖地，若洪水滔滔，大家都将不胜其势。然而，这恐怕多是张大其辞的错觉。依据生活的常情常理，信息在现实中始终得保持特定的总量，而人对信息的吸纳也得保持时代所限定的比例，不多不少应该恰到好处，多余的不免作为“信息垃圾”而被自然选择的过程所淘汰了。正如社会学家古迪所说：“每个人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投入与关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数人只要知道几个棒球选手、科学家、酒保、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满足了。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亦即‘储存空间’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顶尖的竞争者身上。”《读书》，1997（8）。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个人也好，社会也罢，恐怕都难免患上信息的“厌食症”、“肥胖症”、“走火入魔症”、“精神恍惚症”等。

    题壁与传播

    前文说过，从传播手段看，士人传播主要分为书信、著述与题壁。而就信息载体论，这些传播所凭借的只有纸张与墙壁两大类。对传播而言，墙壁之为用也算唐代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题壁便渐渐退居其次了。问题不在于唐人题壁之繁盛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在于繁盛的因由。曹之先生从唐代著者众多而出书困难的角度对此提出一种解释。按照他的统计，唐代著者人数为诸代（先秦至唐）之冠，仅诗人就占历代诗人总数的73%。参见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45页。

    据此，他认为唐代题壁的繁盛乃是如此众多的文人士子，在图书制作方式落后的条件下宣泄发表欲的表现。这种解释可备一说。至少从印刷普及后题壁就变得无关紧要的情况看，还是不无道理的。

    不过，我们倒更愿将异军突起的唐人题壁，视为近世文明生成之际大众传播意识的最初萌动，从历史的深层处讲，它预示着“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古典风范，正朝表现、外露甚或作秀（show）的现代旨趣的转向。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日渐突出的意识，推进了最早的大众传播技术即印刷术走向成熟，并构成贯穿唐代大规模题壁与宋代大批量出版之间的一条历史脉络。假如题壁者只是想满足发表作品的欲望，那么写在纸上显然比题在壁上正规得多，而纸张在唐代已成常用品，不会再像魏晋时代那样因一篇文章而弄得洛阳纸贵。关于唐代造纸业的情况，张泽咸先生在《唐代工商业》一书中论述甚详，这里仅举两例便知当时纸张既多，用途也广据《唐会要》卷56，“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168页）。但这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已。：

    唐文德戊申岁（888），钜鹿郡南和县街北有纸坊，长垣悉曝纸。忽有旋风自西来，卷壁纸略尽，直上穿云，望之如飞雪焉。《太平广记》卷145“钜鹿守”。

    唐益州每岁进甘（柑）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追究）布襄甘子之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大唐新语》卷13。

    不仅如此，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及其典籍的广泛传播，不论宫廷还是社会的文本复制业务都非常盛行，也很便利。2008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巴雷特（T.H.Barrett）教授，在新著《发现印刷术的女人（指武则天）》（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一书里，甚至认为恰恰由于这一点上而制约了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按照他的分析：

    在当时的中国，印刷术在信息传播方式上的变革意义其实并不像我们此前认为的那么重要。在印刷术出现之时，纸作为廉价的书写载体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抄写复制技术本身也十分便利，朝廷和社会上有大量的楷书手、书佣、经生等职业抄写人提供文献复制服务。

    纸和强大的手抄本文化实际上可能反而使得印刷术发明的可能性降低。对比中国雕版印刷术和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情形，写在羊皮纸上的欧洲中世纪手抄本成本之高是相当惊人的。一部好的《圣经》手抄本，可能要用掉五百头牛犊的皮。……与欧洲昂贵的羊皮纸书比起来，中国手抄本的价格可谓低廉至极。比较中西印刷术发明的前夜，中国抄本的产量要远远大过欧洲。6世纪末隋文帝独孤皇后供养了四十六部“一切经”（即《大藏经》），卷轴数超过十万件；而15世纪中叶在欧洲专门为大学师生复制书籍的抄写坊里，一部书能够抄写四百份已经算是“庞大的数量”了。换言之，中国的手抄本已经很廉价、很普及了，我们真的是因为复制书籍的便利而发明了印刷术吗？

    排除纸张匮乏的因素，那么题壁的用意是否在于传之久远呢？假定如此，那么题壁并不比写在纸上的保险系数更大。虽然，如“白乐天写集三本：一付庐山东林寺、一付苏州南禅、一付龙门香山寺。陆鲁望（陆龟蒙）诗文手稿尽置白莲寺佛像腹中”王士稹《分甘余话》卷2。等例，都表明唐人对文稿失传的担忧，但岁月风霜，兵连炮接下的题壁之作又有多大流传的希望呢（且不论人为淘汰的因素）？既然题壁的兴盛不在纸张缺失的时代而在纸张富足的时代，既然题壁的文字更易速朽而非不朽，那么唐人在题壁上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就不仅是源于对诗歌的酷爱，恐怕也出自一种欲求人知的传播渴望，亦即我们说的大众传播意识的萌动。对题壁者来说，挥毫泼墨之时未必计较“发表作品”、“出版著作”，也不会考虑藏之墙壁、传之不朽，他恐怕更多的只是快意于这一传播活动本身，想到让更多的人更快地获得由此传出的信息。换言之，他在乎的只是当下此刻的广为扩散，为“众”所知。拿寒山来说，他若不是想让人知，大可不必在竹木石壁上大题特题，他的成名愿望、“公关”意识同隐士唐求将诗草置大瓢中投诸岷江的想法同出一辙。在这些僧隐心中其实已开始浮现出一个隐约显现的受众（audience），他们也像现今各类明星包括学术明星一样期待着大众的视线更多更久地聚焦于己。一句话，他们需要的是关注。

    不错，他们也想创作优秀的文字，也想一代代流传不朽，但在题壁时他们更渴望的应该说还在于当下此刻的关注。这里，我们对比一下晋代的陶渊明和唐代的孟浩然，就看得更清楚了。以往，人们多从表象上将他俩归为同一类的隐逸高士与田园诗人，但细加味摩便发现，俩人在精神风貌上已判然分属于“古典”与“现代”了。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基于对生命之自然状态的虔心向望，所谓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与其说是蔑视权贵的象征，不如说是古典趣味对法理制度的拒斥姿态。所以，他的《归去来兮辞》完全是一派欢快雀跃载欣载奔的天真之趣，而他的田园诗也弥漫着安谧宁静、无忧无虑的和谐心绪，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其一），真是纯朴之极，自然之极！只有具有这样的精神，才能写出《桃花源记》这样的篇章。说到孟浩然，则其归隐本来就是出于无奈，正如下面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所流露的：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王维）所知。……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效风雅。忽遇上（玄宗）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唐摭言》卷11。

    而且，即使无奈出世，他也并不曾忘怀仕途功名，心中依然深深地系恋人情世事，田园虽美，终不及外面的世界精彩，恰似他在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中所着意吟叹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当然上面的对比，并不是对两大诗人的褒贬，而只是说明古典与近世两种不同的文明心态，说明在唐人的心中已悄然滋生的欲求“风流天下闻”（李白称孟浩然）的现代传播意识。这种意识在宫廷传播上促成了以《开元杂报》开其端绪的一整套创设与举措，在士人传播中则表露为仕进、干谒、远游、著述、题壁等一系列表现与行为。将题壁置于大历史的背景而不拘泥于事物本身中考量，我们才容易透视其中的历史蕴含。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

    上节我们曾提到题壁与印刷的关联。这一看法不是实证性的，而是思辨性的。如果依照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先生关于实证研究是“操作事实”而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的区分参见《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4期第38页与第5期第31页。那么我们此处所操作的概念就是大众传播意识。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日渐明晰、日渐强烈的意识导致了唐人题壁走向全面兴盛，并最终推动了印刷术的孕育、发展与成熟。那么，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来自现实的、历史的、物质的实在情境。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唐宋时代经济的发达、社会的繁荣，促使人们的交往日趋频繁，日趋密切。虽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及的资本主义时代与唐宋之际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在整体的历史趋向上倒是不无相通之处，即：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联系的密切，交往的频繁，社会生活由板滞一律向活跃分化的松动，自然会使大众传播意识从无到有一点点地萌发出来，最后形成一种社会化情结。说来似乎是巧合，东方与西方的印刷技术都是在历史的风标从古典转向近世之际问世的。这不是颇堪体味么？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曾就此写道：“事实上，正是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和下层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印刷术才会应着他们的新要求而如此广泛地应用开来。正是社会变迁赋予了此项发明以正当的用途，否则的话，它就会被轻轻地忽略掉。我们就此所找到的证据是，事实上印刷术的最早应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73页。

    关于唐宋时印刷发明与应用情况，前人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与今人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已做过经典而权威的阐述，英年早逝的汉学家卡特更以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为此划出一个几近完满的句号。这里，我们只想顺便勾画一下印刷问世的主要历史线索，从而为透视题壁以及其他的唐人传播活动提供坐标与参照。

    正如古登堡的印刷术最初是与宗教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印刷术早期也是用于佛教经文的扩散。尽管隋代或唐初已有印刷的看法尚有争议，但至少中唐以后印刷已经问世应属不争之论；被斯坦因窃去的敦煌文物、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金刚经》，即印行于868年。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年代更早的印刷品《陀罗尼经咒》，据有关证据推测应该印刷于704至751年之间，亦即比王玠的《金刚经》提前一个多世纪。虽然韩国方面据此声称“韩国发明印刷术”，但大多数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不过是在中国印造并传到东北亚地区的，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到了五代时期，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应用范围也从寺院扩大到其他生活领域，其中主持刊印《九经》的冯道更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用卡特的话讲：

    冯道及其同僚对中国印刷术的业绩，可以和谷登堡在欧洲的业绩相比。谷登堡以前，欧洲已经有了印刷（雕版印刷断然已有，可能还有活字印刷的试验），但谷登堡《圣经》的印行，为欧洲的文明开了一个新纪元。同样，在冯道以前也有印刷，但它只是一种不显于世的技术，对于国家文化影响很小。冯道的刊印经书，使印刷成了一种力量，导致成为宋代文教的重兴。但称冯道为发明者，则未免言过其实。……他不过以首相之尊，看到了这种新发明的价值，并命令大规模地开印。他的名字流传历史，成为中国伟大发明家之一，但在创始这种新文明时，有许多人的贡献比他为多，他们应该分享他的光荣。［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冯道，生当五代乱世，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始终不离将相高位，以圆滑世故著称。他曾对契丹君主作践自己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还欣然自号“长乐老”。欧阳修在撰述《新五代史》时写道：“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新五代史》卷54。不过此公性格并非如此单一，他可算特定的历史条件塑造出的多重面目多重角色的典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其中最为人所称道者就是后唐长兴三年（932），他倡议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雕版印刷，至后周完成，世称“五代监本”。此事的意义诚如卡特所言：

    九经的刊印，是使儒家经文和学说在全国人民视听中恢复佛教兴起以前地位的力量之一，其后继起的古学重兴，只有欧洲重新发现古典文献以后出现的文艺复兴堪以相比；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得到印刷术发明的帮助的。中国历史学家所以盛推冯道的业绩，理由即在于此。九经刊印的另一结果，是促成了公私大规模刻书的时代，后者成为宋代整个时期的特征。［美］卡特著，吴泽炎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71页。

    总而言之，印刷术肇始于李唐，成熟于五代，兴盛于赵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所做的概括，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冯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梦溪笔谈》卷18。

    作为一项影响非凡的技术，印刷追求的是大量的复制，而大量复制体现的是广泛的扩散，至于广泛扩散的动因则无非是受众的信息渴求与传者的流布欲望。虽然尚缺实证资料，但从历史所显示的各种征候上我们已能感到唐宋之际隐约涌起的大众传播潮，它将要或已经改变着传统中既定的传播格局与传播心态，题壁的兴盛与印刷的发展即为一例。宋人叶梦得在讲书籍的版本与校雠时说过：

    唐以前，凡书籍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责。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请官板镂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文献通考·经籍》引叶梦得建炎四年语。

    这里说到的唐以前人以藏书为责和宋以后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传播格局与传播心态的变迁脉络。

    最后，让我们借用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在《唐人题壁诗初探》一文结语中的话，对本章内容做一概括：

    归纳题壁的处所有：东宫、中书省、秘书省、御史台、集贤阁、府厅、郡斋、县衙、仓库、关城、驿亭、石壁、桥柱、旅馆、酒店、寺院、观祠、私宅、茅亭、江村、妓院、塔墓、雪地，等等，其中以寺院、驿亭、公廨为最多。

    …………

    内容方面，涵盖了宣教、即景、行役、留言、送别、乡愁、悼亡、自伤、同情、感谢、旷达、逞才、言志、勉励、赞扬、不平、嘲讽、传情，等等，独不见郊庙和战争的歌诗。

    …………

    基本上，诗人题壁，其目的就在于传播；而将这一意图表现得最明白、最强烈的是寒山、元稹、白居易几个人。元、白二人更互相将对方的诗作，大量题壁、题屏，以扩大宣传，企图以联手的方式，增进传播的效果。至于白居易说到题壁的目的是要传播给“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见《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序），几乎可以代表题壁诗人的心意。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题壁诗确实收到了可观的效果。……题诗于壁是唐诗传播重要的一环，也是促进唐诗兴盛的因素之一。《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8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唐代的士人传播，大致如上所述。其间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媒介”传播，即书信（内含新闻信）、著述（以时事性小册子即随笔小说为主）和题壁，而对“人际”传播一项没有过多涉及。这主要是因为媒介传播有形可见而人际交往无迹可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网络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若论新闻传播，则人际网络的扩散作用就更不容低估。可惜的是其线索已无从连接，其画面已难以复原。如今我们至多能从“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等文本中，去想象唐代士人间的人际交往，从“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的场景里去领略他们的絮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