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点沧洲白鹭飞欧阳修的醉翁之意

忙，这件事可以发挥您谏官的作用，如果您认为我写的这封公开信是在替范仲淹说话，那我就是您认为的邪恶的朋党之人了。我拜托您将信交给皇上，让他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范仲淹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高若讷收到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的信之后，气得暴跳如雷。欧阳修这小子太可恨了，居然这样侮辱我，说我是“君子之贼”。我得赶紧给皇上写一道奏章，对了，还得把这小子的书信一并附上，这都是罪证啊！

    高若讷的奏章一上，欧阳修就倒霉了，被贬到夷陵。有人看你要问了，这样看来，欧阳修并没有取得胜利，反而惹祸上身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并非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欧阳修因为《与高司谏书》遭到贬谪一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对此，我举一例，便可说明。我们知道在北宋时期，有四大书法家，分别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其中，蔡襄就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南方之强君子居，卓然安首襟韵孤……吾知万世更万世，凛凛英风激懦夫。”在这里，我主要说一下什么是“四贤一不肖”。其实，说白了就是四个好人与一个坏人，四个好人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个换人就是高若讷。北宋四大书法家的名气谁人不知，蔡襄的《四贤一不肖》一写出来，其影响力有多大呢？据说，当时有很多人争着抄写这首诗，不仅如此，连商人都加入其中，还将这首诗买去，一转手就能挣不少差价。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契丹国的使者出使到北宋，他们来到东京后，竟然悄悄的买了不知道有多少份，总之是特别多，给带回契丹国了。这下，高若讷不成为历史的罪人都难了。

    为什么这首《四贤一不肖》影响力会如此巨大，除了蔡襄的名气，更重要的是像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样的忠良之臣，竟然遭到如此的陷害，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引起了公愤。欧阳修被贬夷陵后，他的哥们尹洙曾这样问他，说你这样抨击高若讷会不会有点过了，现在会后吗？毕竟都是哥们，尹洙这样问也是情理之中。欧阳修坦然的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就没把高若讷当朋友看，像他这样的小人，有什么值得我后悔的？

    现在，我们若再次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此时此刻的心境下去读，就会很深刻的发现，欧阳修不是一个醉翁，他是一名不出手则以，一出手就足以将对手击败得永无翻身之力。这样鲜明的正直个性，以及文笔犀利毒辣的风格，将他在北宋政坛上的光芒尽显其中。然而，这只是小试牛刀。不过，影响却是极为深远。因为，《与高司谏书》不仅仅是抨击高若讷一人，更为起作用的是，这封信成为继续推行朝政改革的导火索，为新政的继续施行埋下了伏笔。

    这就是欧阳修，年仅30岁的他因替范仲淹鸣不平，一出手就名动官场。欧阳修年轻气盛、正直有能力、不畏权贵，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于是，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就出来了，被贬到夷陵后的欧阳修他又做了什么呢？他会“吃一亏，长一垫”有所收敛吗？他到底彻底的惹怒了谁，引得众多老虎纷纷向他围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守旧派进行的旗帜鲜明的斗争而展开。

    3

    上面我们对欧阳修进入官场后的第一次出击进行了讲述。接下来，我们将时间定位在他被贬夷陵之后。

    欧阳修到了夷陵，为一小小的县令。与柳宗元相比，欧阳修的心态好得很，远没有柳宗元的万念俱灰。当时柳宗元被贬为31岁的样子，欧阳修跟他的年龄相仿，在给哥们尹师鲁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沈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与尹师鲁第一书》）

    欧阳修说五六十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沉默畏惧，谨小慎微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就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代代相传。忽然间看到有人做出惊世骇俗的事，就算是在厨房里烧火做饭的老厨娘见了，也都惊讶不已。很多人都交口议论，却不知道这种事古人天天都在做。

    那么，欧阳修说这番话表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

    1、对当前的社会风气不满，为了打破这种社会风气，他甘当第一人。

    2、心态很平稳，没觉得因为这事被贬谪而感到苦恼与后悔。

    正因为有如上两点，欧阳修才没了乱了阵脚，他才得以看清今后的形式——改革派还会东山再起。相比之下，柳宗元就没有这样的认识了。不过，欧阳修于柳宗元被贬有着本质的不同。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柳宗元是站错了对，他们的改革触动了朝廷的核心利益，而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是符合朝廷的核心利益的。

    为什么这样说，这个时候的范仲淹并没拿出那“十条”（《答手诏条陈十事》措施，当时宋仁宗不过20多岁，但他却有强烈的革新朝政的愿望，所以宋仁宗是很信任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换句话说，当时的大环境是有利于改革派的，只不过范仲淹等人没有把握好尺寸，有点急于求成，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当时的宋仁宗执政不过才两三年的时间，他需要稳固自己的地位，不可能一下把守旧派给扳倒。虽然范仲淹等人因为这个原因被贬谪了，但是朝廷上下改革的心声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加强了。再加上欧阳修的那篇《《与高司谏书》带来的深渊影响，使得改革的继续推行希望是大大的有。

    欧阳修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上述形式，所以他一点都不悲观。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朝廷还会重用他。果然不出欧阳修所料，大概过了三年，欧阳修接到朝廷的诏令，官复原职。在这之前欧阳修在朝廷的任职是阁校勘。按理说，有了之前的“教训”，欧阳修应该收敛一些才对，但是他没有，反而更加锐气十足。大家别以为欧阳修是冲动之人，实际上他心里清楚得很——政治环境允许他这么做。

    对此，我们先来看当时宋朝面临的边境威胁。宋朝跟西夏的战事不断，隔三差五的就要打上一仗，宋朝打不过，吃了不少败仗，这就给朝廷很大的压力。此外，宋朝在艰难应对西夏的同时，还要进贡给辽国。如此一来，打仗又打不赢，还要耗费巨大的财力于人力，再加上辽国那里的进贡每年也不少，一个最大的恶弊就出来了——财政赤字。不仅如此，国内官员徇私舞弊，老百姓赋税繁重，各地民变之事也是有发生，搞得朝廷是疲于应对，叫苦连天。

    终于，朝廷忍受不了了，宋仁宗不得不广开言路，向群臣及有志之士寻求解决良方。欧阳修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彻底动了大老虎的屁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守旧派们拿欧阳修没法，只能往他身上泼屎——说欧阳修跟外甥女乱伦——也就有了被贬滁州。

    现在，我们回到欧阳修动老虎屁股这件事上。庆历二年五月，即公元1042年，宋仁宗亲自颁布诏令，希望朝廷上下能上书言事，为解决朝政危机而献计献策。对此——

    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道，为人君者，以细务而责人，专大事而独断，此致治之要术也；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断也”。什么意思呢？做君王的应该要有自己的逐渐，不能够被身边的人左右。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做君王的要懂得放手。具体的来说，就是把具体的事务交给下面的人去干，自己只需要总局把握，要抓大事，不必事必躬亲。一句话，抓大放小。

    2、君王要有君主的魄力，要有果断明锐以及坚定的特点。具体来说，君王心中要有一杆称，能明断是非，不能朝令夕改。一句话，不受宰相所左右，坚定自己的主意。

    “知此二者，天下无难治矣”。（《准诏言事上书》）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困难的呢？

    在《为君难论上》和《为君难论下》中，欧阳修说道，“任之必专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才而可共其事……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

    做君王的一定要懂得如何用人。既然任用了一个人，就得信任他，尽量做到人尽其才。但是，如何用人呢？不能阿猫阿狗的什么人都用，衡量的标准是，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人有问题，那就不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君王一意孤行，坚持要用这个人，带来的后果就是失去民心，引起众怨，并由此埋下祸患。

    欧阳修提出的如上建议，是十分中肯又管用的。如果朝廷内部都混乱不堪，天下又如何稳定，如何没有人才，又谈何发展壮大。做君王就得有为君之道，用人之道，识人之道，并要做到乾纲独断。这就是欧阳修对宋仁宗的要求，换句话说，欧阳修在上书言事中矛头直接指向宰相一帮守旧派，是他们在阻碍朝政的改革，为朝廷埋下了祸根。

    这样说来，我们就可以更为透彻的之道，欧阳修是要动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的屁股。他要拿掉这祸害百出的大老虎，否则新政无法继续实施。

    欧阳修的这些上书言事，在当时影响颇大，直接引起了一股抨击改革之风。我们看到，在这些言事中欧阳修并没有提到吕夷简的名字，然而，当时谁人心里都明白。于是，一些锐意改革的有志之士，包括朝中大臣，他们干脆捅破窗纸，直接点名指姓跟吕夷简干起仗来。说吕夷简就是一个蛊惑皇上，让朝政乌烟瘴气的罪魁祸首。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

    1、吕夷简自私又阴险，且卑鄙无耻。吕夷简不提拔比自己有能力的人，只提拔比自己差很多的人。这样一来，整个朝中只有吕夷简一人可以担当宰相之职。其动机是多么的阴险与卑鄙，这是在向皇帝表明，吕夷简才是宰相的最佳人选。

    2、吕夷简执政长达20多年，此人竟然以苟且偷安为稳定，什么事都采取回避的态度，要不就是诽谤他人，排除异己。

    那么，这些抨击吕夷简的人说的都是实情吗？我个人认为有一点点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吕夷简对朝政改革造成严重阻碍的事实。

    我们来看《宋史》对吕夷简的评价，“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什么意思呢？这天下大事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不仅如此，他还对天下的掌控做到收放自如。吕夷简的势力如此之大，我们不禁要问，皇帝干嘛去了？只能说，皇帝看你也是有心无力，拿他没办法。然而，吕夷简在任宰相期间，还是做了不少贡献的。比如，在巩固边防，稳定国内局势方面。而且，宋仁宗对他也是很信任于敬重，在吕夷简重病在危的时候，宋仁宗还把自己的龙须给他做药引子。这至少说明，吕夷简也并非是十恶不赦。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欧阳修给点出来了。对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这样的记载，“致四郊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擿。”正是因为吕夷简20多年的大权在握，使得他的关系网盘根错节，遍布朝廷内外，所谓根深蒂固，实乃难以撼动，因此，哪怕是革新派的一点点动作，只要他轻轻的一出手就会给革新派带来巨大的阻力。可以说，整个朝廷上下都因为他而笼罩在死气沉沉，因循守旧的氛围中。要想朝政焕发出新的生机，就必须将他连根拔除，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从而使得冗官与冗费的局面得到有效的改观。

    因此，在革新派看来，只有吕夷简退出，后者说只有扳倒吕夷简，朝政改革的实惠才能落到实处。因为，吕夷简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行，不是因为他个人品行的好坏，只因为他是守旧派的一根标杆。

    于是，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冗官与冗费的弊端影响下，庆历三年三月，即公元1043年，宋仁宗罢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这是革新派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欧阳修在此期间写了不少思想鲜明，见解独到的文章，为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即将推行的“庆历新政”做好了积极的思想准备，舆论支持。其中，我们比较熟知文章有《准诏言事上书》、《为君难》、《本论》等。当然，吕夷简被罢相，只能说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只是证明了这只大老虎被弄下课了，可朝政的弊端并没有得到改观。唯有拿出具体的方案并加以实施来，才能证明吕夷简被罢相后的种种好处。换句话说，你改革派是骡子是马，宋仁宗正拭目以待呢？

    那么，对欧阳修而言，他到底有如何对策呢？别以为欧阳修只会写文章，他在政治上的见解可不是浪得虚名。他认为目前朝政的弊端主要在于吏治，也就是说针对冗官这一弊端欧阳修给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讲述之前，我们先来看范仲淹在《奉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里的一段话，“以资考序进者多，才与不才，一途并进，故能政者十无一二，谬政者十有七八”。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真正有能力的官员十个当中只有一两个，而没有能力的官员十个中竟然有七八个，这都是“以资考”带来的后果。范仲淹的这一段话，直接点中吏制的要害。按照欧阳修的说法，他认为现在朝政混乱不堪，内忧外患，其罪魁祸首在于官场中四类垃圾在作怪，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人：

    1、老不死的昏庸者。这些人寿命很长，思想顽固，且又昏庸无能。

    2、体质差的病弱者。这些人即便是有能力，可病痛缠身，根本没有心思和力量去行使自己的职责。

    3、唯利是图的舞弊者。这些人坏事做绝，只考虑自己，贪赃枉法他们最好的代名词。

    4、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这些人脑袋瓜就是一豆腐渣工程，无才无能。

    在这四类人中，其中第三类人的弊端最容易显露出来，剩下的一般不容易看出来。如果让这四类人占据官员的绝大多数，朝政不混乱不堪都难。对此，欧阳修的解决办法是，由朝廷选拔清明廉洁，有能力的官员担任按察使，专门负责考核各州县的官员。然后，按察使对他们进行考核，并造成花名册，这样一来官员的实际情况就一目了然。最后，按察使将花名册提交朝廷，由此决定官员的升降罢黜。欧阳修说，选拔按察使不需要成千上百，只需区区几十人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改变官场的不良之风。然而，这谈何容易，欧阳修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挺不错，可是，必须要按察使得力才行，否则，只能是空谈。

    那么，具体的实施情况如何呢？朝廷对欧阳修的这个方案的执行打了折扣，欧阳修的要求是要朝廷严格选拔按察使，但朝廷却将之更改，由地方的坐高行政长官转运使来兼任按察使。这就意味着欧阳修的方案没有发挥到真正有效的作用。你怎么知道某个地方的转运使就一定适合按察使一职。退一步来说，就算他适合，能保证所有的都适合么？有人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朝廷不严格按照欧阳修的方案去实施呢？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核心决策者对改革的认识以及决心不够。这一点，宋仁宗还真不如他的后代，你看王安石变法，从开始到施行的一度时期，那个执行力度是相当给力的。

    欧阳修岂能看不出他方案被打折扣的后果，于是，他赶紧给朝廷上书，在《论按察官吏第二状》中这样说道，“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在于事体，不若专遣使人”。如今委任地方的转运使为按察使妥当吗？根本就不妥当。为什么不妥当，原因很简单，这些转运使有不少就是“一沟子屎没擦干净”，他们自身就需要被考核，现在还让他们去考核别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与讽刺么？再者，就算他们有能力担任按察使一职，可他们自身的公务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哪还有时间跟精力去考核别人呢？这样一来，只能是一场空，一句话，白忙活了。因此，欧阳修强烈要求按照他的方案来实行，由朝廷严格挑选按察使，并将按察使这个工作形成一项制度，按察使可以随时下地方进行考核。而不是，光说不练，或者走形式主义。

    现在，我们来看欧阳修本人的执行力度，他首先就拿四类人中的“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开刀。欧阳修认为，这类人的危害是最大的。因为，这类人的危害不易看出来，不宜看出来才最可怕。而其他三类人，比如，“唯利是图的舞弊者”，这好办啊！他一贪污，一经败露就可以将只干掉。“体质差的病弱者”一眼就看出，也容易解决。

    欧阳修公开要整治“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很显然会得罪很多人。这不，金州的知州王茂先，顺阳的县令李正己被欧阳修公开点名了，说你们两个人就是“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中得佼佼者。欧阳修经过调查，发现这俩人简直是无才无能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当时，有一个叫张海的叛军首领，主要活跃在鄂豫陕一代，这帮人会看相，他们瞅准了金州这个地方，决定下手。按理说，你王茂先作为一知州就算是因为防守疏忽，也不至于不抵抗就将叛军放进来吧！可问题偏偏就是这样的，王茂先就把他们给放进来了，任由他们肆意抢掠。这帮叛军在抢完金州后并没有回到老巢，而是哼着歌像邓州的顺阳县开进。顺阳县的县令李正己比王茂先更有意思，他不但不组织兵民进行抵抗与防御，反而在城门外敲锣打鼓，吹拉弹唱的搞欢迎仪式，其意是说欢迎你们到顺阳县来，这里物产丰富，老百姓富得流油，如果老百姓那里还没把你们喂饱，还可以到衙门来领补贴。于是，这帮叛军是满意而来，载满而归。

    大家看你会觉得这不可思议，世上哪有这等事？可是，这绝不是信口胡说，在北宋就是有这样的事发生。自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来，对文臣的政策那是相当的宽松，这样一以来，中央集权是加强了，可问题也逐渐浮出了水面，长时间的对这些官员的宽松，就会导致他们放纵与腐化。，这人一旦到了放纵于腐化的地步，那可真的是没药可就了，除非他自己懂得醒悟，但这谈何容易？因此，欧阳修严厉的指出，像王茂先、李正己一流的“没脑子的碌碌无为者”简直是无能昏庸到了极点，理应立刻将之法办。另外，他们的上司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昇也难逃此咎。因为，他们对下属的行为置若罔闻，有失察之最，也理应立刻将他们撤换下来。这样的人若不尽快清除，实在是危害极大。

    然而，像王茂先、李正己一流的官员实在太多。对此，一旦让欧阳修发现，那是绝不留情，不管你是地方的，还是中央的。有一个叫李淑的人，此人是宰相吕夷简的一个心腹，这个人仗着背后有宰相撑腰不可一世。你说你有点才能，你牛皮也说得过去，但这个人就是一草包，你草包也就算了，还没有一点好名声。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宋仁宗还看上他了，居然将他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这个翰林侍读学士简单的来说就是皇帝身边的顾问。欧阳修知道这件事后，肠子都给气青了，说这样一个草包还去当什么顾问，那不是贻笑大方吗？其实，说李淑是一个草包有些过分。因为，这个人还是有些才华的，只不过为人十分阴险，他所谓的才华也不过是靠死记硬背而得来。由于他能将朝廷的典故一字不漏的说出来，因此宋仁宗将他提拔为翰林侍读学士。不过，在欧阳修看来，他就跟草包没什么两样，更为重要的是他德行有问题。对此，欧阳修上书给宋仁宗，很坚定的说，这样的人留在皇帝身边是天下之大害，放到地方上是一方之害，整个一耗子屎。不如将他打发到偏远的地方去做官，改造改造。宋仁宗听取了欧阳修的建议，将他改任为寿州知州。

    你看，欧阳修对上述这些人所采取的手段是非常果决的，绝不留情。那个范仲淹更是厉害，要是他发现有不合格的官员，二话不说，拿起笔就给叉掉。你说，像欧阳修、范仲淹等改革派的这些主张于作为，肯定是让其对手恨得咬牙切齿。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经过一番前期的准备工作，范仲淹拿出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这就是关于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具体的改革内容。

    《答手诏条陈十事》一出来，立刻轰动朝野，达到“天下翘首以望太平”的地步。于是，改革派的斗志更加高涨。正在这个鼓舞人心的时刻，一件“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欧阳修的一个哥们石介兴许是过于激动，写了一首名为《庆历圣德颂》的长诗。这首诗给改革派，或者说欧阳修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呢？

    我们先来回答“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这个问题。意料之中是指人之常情，碰上这样鼓舞人心的局面，作为文人写点诗赞誉赞誉，也没什么。意料之外，是因为石介还是国子监直讲，其文化修养与眼光应该是很不错的，怎么会不顾改革派所处在的特殊时期，而写这样的诗呢？

    在诗中，石介极力赞扬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称之为“众贤之进”，将保守派称之为昆虫、奥怪、邪孽……比如，将夏竦说成“大奸之去”。这就等于让改革派陷入没有退路之境，树立的敌人越来越多。此外，你石介将保守派的人称之为“昆虫、奥怪、邪孽……”这样的言语无疑会刺痛他们的神经，他们势必会拼死反击，大不了鱼死网破。更何况，朝政混乱目前的政局属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范仲淹就说过，改革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需要循序渐进。更何况现在的局面是长时间积淀形成的，操之过急必当失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范仲淹用了三四年的时间，才拿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得改革方案。可是，在依然有些操之过急。当然，这也不能怪范仲淹，宋仁宗也是年轻气盛，急于快速改观目前的困境。

    据说，《庆历圣德颂》一写出来，影响相当大。我举一个例子，苏轼大家并不陌生，当时年仅八岁的苏轼，他没有在京城啊！就在他的老家眉山，他通过老师读到了石介的《庆历圣德颂》，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你说，在偏远的四川，石介的这首诗都传到那里去了，足见其影响有多大。

    有人看你要问，难道欧阳修没看出来石介的这首诗对改革派造成的潜在威险？事实证明，他还真没看出来，不但没看出来，还联名上书推荐石介为谏官。就算欧阳修没有看出来，那总有人看出来吧！难道改革派的人不懂得深谋远虑？其实，还真有人看出来了，而且不止一个，可惜他并没阻止到石介写这首诗。有一个叫孙复的人，他就告诫石介，说“祸始于此矣”。而此时的范仲淹刚接到朝廷的命令，在由陕西经略使任上赴京途中，一听说此事顿时大惊，说要坏事了。

    根据《范文正公年谱》的记载，“公与韩琦自陕西来朝，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其后果然。”在这个记载中，范仲淹称石介为怪鬼之人。这说明范仲淹已经觉察到事情后果的可怕性。只是他远在自陕西进京的途中，有心而无力去，无法阻止。范仲淹到了京城后，也做了补救，可惜太迟了，范仲淹坚决反对石介为谏官，认为石介行事草率，做事鬼鬼怪怪，只能凭添祸端。

    果然不出范仲淹的担忧，保守派们开始疯狂的向改革派们反扑、报复，总之能使出的手段都派上用场了。那么，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中，欧阳修的命运如何呢？他又做了哪些反击？

    4

    保守派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他们指使宦官蓝元震在宋仁宗面前说改革派的坏话。前面我曾说到欧阳修因《与高司谏书》被贬，当时蔡襄就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将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称之为四贤。现在，保守派们就拿这个做文章，说他们是结党营私，将国家利益看做自己的私立。

    这一招厉害啊！皇帝最怕的就是底下的臣子结党营私。宋仁宗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再说，这可是有前车之鉴，唐朝的灭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朋党之争”。

    面对保守派的出击，改革派自然会给予还击。范仲淹的还击并不是很有力度。甚至是失败的，加深了宋仁宗对他的怀疑。那么，欧阳修呢？欧阳修的还击很给力，这就是著名的《朋党论》，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四年的四月，即公元1044年。

    在《朋党论》的开头，欧阳修说了一句特给力的话，“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什么意思呢？皇上，我要很肯定的告诉您，朋党这事自古就有，没什么稀奇的，太平常不过了。问题的关键是，皇上您怎么看，怎么识别谁是君子之朋党，谁是小人之朋党。欧阳修的确很高明，他没有否认朋党的存在，而是坦诚的说明，朋党历来就有，无法避免。如果是君子之朋党，那是好事啊！因为君子的德行操守都是值得肯定的，他们若聚在一起，能够同舟共济，为朝廷献计献策，一心一意为了江山社稷，没有私心。但是小人之朋党就不同了，他们若聚在一起，只会为了私利而争得你死我活，毫无信誉可言，毫无德行操守可约束。

    欧阳修如此坦诚不公，且又见解独到的一席话，无疑是吃准了宋仁宗的心思，他知道宋仁宗最担心的是什么。因此，他要给宋仁宗吃一颗定心丸，皇上您就放心吧！我们一帮君子之朋党在一起，没有掺杂任何邪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效忠皇上您，为您的江山社稷着想，像我们这样的人越多，皇上您就应该越放心。

    为了能让宋仁宗相信君子之朋党的好处，欧阳修举了实例加以证明，“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朋党论》）

    商纣王时期，有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做臣子的是否是一心一意辅助皇上，皇上您能否识别谁是君子之朋党，谁是小人之朋党。现在，我们一帮人就是皇上您亲自提拔的君子之朋党，您相信我们是君子之朋党，就是在为了大宋的江山稳固着想啊！我们这样的人越多，对您就越有利，“善人虽多而不厌也”。（《朋党论》）

    漂亮！别看保守派指派的宦官蓝元震来势汹汹，可经欧阳修的《朋党论》一还击，就如同一个硕大的皮球没有了气——瘪了。这就是欧阳修的厉害之处，我们说欧阳修的文章独步天下，这可不是盖的，一篇《朋党论》抵过千军万马，打消了宋仁宗在朋党问题上的疑虑。

    保守派见这招不行，就将目标锁定在石介身上。为什么会选择石介，范仲淹、欧阳修这帮人太厉害了，斗不过。石介这人好收拾啊！此人做事冲动，缺乏深谋远虑，要找他的把柄太容易了。当时，保守派里的重量级人物夏竦对石介是恨之入骨，为什么恨他？原因就在于宋朝在跟西夏的战争结束后，宋仁宗的人事任命有了很大的变动，其中枢密使一职最先任命的是夏竦，但由于遭到台谏官的强烈反对，说他为人不行，又在对西夏战争中畏手畏脚，苟且偷安。于是，正当夏竦急急忙忙赶往京城，还没到就被改判亳州得知州了。这时，作为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写了《庆历圣德颂》，在文中对夏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夏竦对怀恨在心。

    夏竦恨石介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心里气得快要发疯，找不到出气的，就请了个道士到他家做法事，反正是弄了不少咒语，要置石介于死地，更不思议的是，他还在家里供了一牌，上面写道“夙世冤家石介”。见过骂爹骂娘骂祖宗的混蛋，没见过立牌位来解心头只恨这档子事的，这夏竦实在是有型。为了陷害石介，夏竦是煞费苦心，他先是使用美人计，精心挑选了一个绝色美女，这个美女不是属于花瓶那种，而是拥有一项特殊技能，她会模仿别人的笔迹。经过一些列的准备，这个美女终于顺利进入石介府中，并取得了石介的信任。估计她不知道抛了多少媚眼，使了多少女人的功夫。总之，石介对她是喜欢得不得了，还将她提拔为身边的侍女。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夏竦费了那么多功夫，他到底要干嘛？

    夏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他安排在石介身边的那个美女熟练模仿其笔记，然后好陷害石介。原来，石介给富弼写了一封信，富弼是改革派的重要人物，为枢密副使，同时也深得宋仁宗的信任。如今，夏竦安排在石介身边的那个美女模仿石介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将“行伊周之事”改为“行伊霍之事”。大家可能觉得有些不解，不就改了几个字吗？能对石介有什么影响？这影响可大了，因为，伊指伊尹，周指周公，霍指霍光，前二者是辅佐天子的圣贤之人，后者是废立国君的权臣。这一字之差就有杀头的祸端啊！再说直白一点，这就等于是石介鼓动富弼废掉宋仁宗，要另立新皇帝，你说夏竦的这一招狠不？相当的狠。

    那么，这件事给石介和改革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主要有以下四点：

    1、事件当事人石介遭到罢免，国子监直讲一职不再属于他了，而是将他作为范仲淹等人的朋党，外放濮州。可怜石介还未上任，在途中就病死了。不知道是不是夏竦请道士弄的咒语显灵了？

    石介死后，夏竦还不解气。当时，徐州有一个叫孔直温的人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抄了全部家当。石介曾经与孔直温有书信往来，这不，也被查抄出来了。夏竦一见，心里大喜，脑袋瓜一转，坏主意又出来了。他向仁宗说石介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而这个富弼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在国内做内应。宋仁宗一听，这还了得，不但诈死，还通敌卖国，顿时龙颜震怒，派官员去发棺验尸。我们都说入土为安，石介都已经死了，这个夏竦还不肯放过人家，真的是坏到极点了。好在当时参加了石介葬礼的人一起证明石介已死，这事才得以了结。

    欧阳修知道此事后，极为愤怒与伤心。庆历六年的时候，即公元1046年，欧阳修整理石介的遗著《徂徕集》时，写下了《重读徂徕集》一诗。在诗中他这样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石介的死，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欧阳修说翻开石介的《徂徕集》，还没开始读就已经泪水连连，泣不成声。“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欧阳修说他就算要犯下众怒，也要记下这惊天冤案。

    2、夏竦陷害石介一事，范仲淹、富弼知道后，对自身的安全感到极为不安，要求离开朝廷中央，外出巡边，两位新政的重量级人物离开京城，致使新政顿时陷入僵局。

    3、改革派人心不稳，士气严重受挫，使得原本已开展的工作无法继续施行。改革派中还能说得上一席话的只剩下宰相兼枢密使的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两人，可谓是有心而无力。

    4、石介被陷害，杜衍等人也相继遭到陷害，庆历新政即将走到尽头。

    现在，我们来看欧阳修此时的处境。事实证明，欧阳修也未逃过此劫，不过由于欧阳修实在是太厉害了，保守派一时还不能把他彻底弄掉。但是，他们想了一个“驱逐”的法子，将欧阳修弄到地方上去了，名义上是京官奉召到地方考察工作，实际上是被外调，远离朝廷中央。守旧派以为这样一来，欧阳修就算是有心再与他们为敌，那也是鞭长莫及。

    然而，保守派们失算了，这欧阳修不但没如他们的意，反而继续炮轰他们，继续给宋仁宗上书，要求重新启用范仲淹等人。这下，保守派们急红了眼，说你这欧阳修怎么油盐不进，这么难对付，如今都到地方上了，还要死皮赖脸的跟我们对干。不行，得想个法子彻底弄翻他才行。于是，他们就往欧阳修身上泼屎；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一事；于是，欧阳修被贬到了滁州；于是，就有了《醉翁亭记》；于是，就有了欧阳修这个“醉翁”。

    所以，我说《醉翁亭记》是了解欧阳修最好的突破口，便是这个道理。顺着这个突破口一条一条的分析下去，一个真实的欧阳修便展现在我们面前。《醉翁亭记》完成后，曾被刻在醉翁亭旁边的石碑上，这下可不得了，前来观摩的人真实络绎不绝。更有甚者，觉得光观摩还不过瘾，还得把这篇文章给带回去。

    怎么带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拓本的方法。于是，有很多人就用宣纸贴在碑上，然后用墨涂在上面，这样一来，字迹就全部印上去了。由于前来拓本的人实在太多，附近寺庙里的毛毯都给用上了。真的可以说的上是“洛阳纸贵”了。

    这还不算，有很多商人打起以此发财的主意，他们将拓本拿去卖钱，更为离奇的是，只要商人身上有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拓本，到了需要交税的时候，将拓本送一本给税官就可以免税。在唐朝，韩愈的文章能够达到如果有人死了，若没有他撰写的墓志铭，人家都舍不得下葬的地步。在宋朝，欧阳修比他还猛，可以免税，实在是不服都不行。

    此刻，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品读《醉翁亭记》，会很自然的发现，欧阳修这个醉翁，在他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在沉醉中放松他的身心，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调节。欧阳修始终坚信，只有以“醉翁之意”的心态，才能更好地奉献他的光和热。

    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将滁州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是安居乐业。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的名声遍天下，甚至连北方的少数民族也对他甚为敬重。在宋仁宗至和二年，即公元1055年，翰林学士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国的国王以最高级别的礼遇接待了欧阳修。不为别的，只为欧阳修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他的德行操守实在是让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