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家欢喜几家愁,辽国登基不过半年的新帝耶律贤或许是洪武元年/乾亨元年最幸运的一位君主了,因为他几乎彻底恢复了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契丹民族的版图,把整个河北之地收入囊中(河东不算),饮马黄河,而且获取这一切的同时,辽人还几乎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整个河北占下来士卒战兵伤亡不满三万。
而且河北之地纵然被赵炅撤离之前突击搜刮了两个月,终究还是比当年石重贵的时候富庶一些——当年石晋一朝时,石敬瑭在位年间,中原可谓是无日不战,因为石敬瑭做了儿皇帝当了汉奸(其实是沙陀奸),中原几乎大部分藩镇都反叛过,闹出了“天子者冰强马壮者为之”这句五代时期最黑暗蒙昧而没有节操的名言。石重贵初年还没能恢复河北的生气,故而富庶程度还不如今。被以战养战因粮于敌的辽人占了之后,光是靠打草谷,就可以让辽人的国库实力快速充盈,至于长久打算和建设,在吃一天看一天的辽人字典中暂时还是没有的。满朝也就国丈萧思温等极个别契丹文臣和韩匡嗣、韩德让父子这些汉族文官或许还在意一点建设问题吧。
全输无赢的那一方,自然是北宋皇帝赵炅了,他不但丢了人口地盘,仅仅暂时保住了朝廷的钱粮积蓄和主力军队,带着十二三万殿前司禁军躲进了关陇河东大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临走前的刮地皮,他在“沦陷区”百姓中的名声已经犹如董卓一般,可谓是河南齐鲁再无百姓心向大宋故国,对于被大明统治也再无心理障碍,无形中让敌国将来在沦陷区的统治基础好了不少,而北宋收获的仅仅是一大笔一锤子买卖的钱财和重新喘息扩建军火的资本。
最矛盾的得利者,便是大明了。与耶律贤相比,大明洪武皇帝钱惟昱是拓展地盘更大的一家,从淮河以北,到河南与齐鲁两处,洪武元年大明的开疆拓土达到了三十余州,不亚于州,新获得的人口和地盘比之去岁的光复蜀地(仅成都平原,汉中平原还在宋人之手)还要多一些,不可谓不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次开疆拓土。
然而大明朝廷在钱惟昱和皇室商会、蒋氏豪商集团多年积攒下来的国库内帑,也会因为朝廷背上了一个大包袱而突然被拖得吃力不已。谁让汉人的皇帝不能不管百姓死活,要做长久之计呢?而且原本江浙湖广地区的官民豪商多是靠“对北朝出口外贸”大发横财的,大明朝廷也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在其中获得了不少朝廷“与民争利”的剪刀差财富,如今河南和齐鲁大地一下子百万户被榨干到穷困不已的人民被纳入了大明的统治体系之后,为了防止长久的萧条和消费潜力不足,自然是不能和原来那样在盐铁布匹茶叶等项目上狠赚这些百姓了。
……
御驾亲征四个月,一直在淮河以北转战,未曾回过一次京师杭州。当钱惟昱一身戎装黄袍、星兜月铠、胯下飒沓宝马,在数万铁骑簇拥下行入十几日前刚刚遭了全城大火的汴州城时,他的心情是着实复杂的。
赵炅离开时,给这片土地留下了太多的残破,纵然比不了董卓的残虐,但是在钱惟昱两世为人的经验来看,竟然有一种“某军撤退去台湾”时那般炸光工厂作坊烧毁城市庐舍的错觉。当然了,这个世界上,如今这一刻,除了钱惟昱之外,其余人等肯定是不知道那些千年之后的战略大转移例子的。
道旁百姓倒是顶着土盆水囊,似是撮土为香一般,显然是想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然而民穷财尽实在拿不出东西了,才只能拿着土盆当香炉摆个pose,拿清水做“壶浆”凑凑数。明军跟着钱惟昱进入汴州的都是亲从都和铁骑都的精兵,军纪自然是严明的,而且明朝富庶,士兵待遇也好,更是看不上被洗劫后汴州百姓那点东西了,劫掠搜刮百姓的事情在整个入城占领的过程中都没有发生,不过连白水的“壶浆”都不赏脸喝一口,倒是让不少百姓有些尴尬。
“民心可用啊,”钱惟昱骑在马上,从朱雀门一直行到伪皇宫外,一路见闻颇有感触,对随军入汴的文官——主要是以孙晟、徐铉为首的几人,吩咐下去说,“若是百姓再有箪食壶浆者,士卒倒是可以接受,不过要即刻发放加盖印信的军需筹券,让供奉了朝廷大军的百姓领取,来日在城外舍粥时,可以优先领取。供给量也不可太过,免得百姓以此牟利,反而生了坏心。招降汴州本地文臣的事情,也要着手办起来,让朝廷官员与降官搭档施为赈济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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