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的星星点点

熊希龄的太太，可能是。熊希龄除了喝酒外，一切严肃。在北京办香山慈善院，搞基建。老了回芷江，住在那里。两三年回来一次。我见过几次。他回来叫带信，爸爸紧张，就让我赶快写字，多写。

    爸爸到处走，沈阳，上海，广州，都去过。

    祖父和谭嗣同很好。在酉阳会馆前的外面开过会，听说，凤凰的第一个邮局是他办的，照相馆也是，由沈从文的母亲负责。

    父亲在师范学校学音乐。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他当过**，但胆子小，见人被杀头后，就抽了几次鸦片，显出不问政治。红军长征时经过湘西，他害怕，把烟藏起来。他画画，每天挽起袖子按风琴。

    在文昌阁小学画画，滕兴杰、田景友都画得比我好。我后来异军突起，看《漫画世界》届简直入迷，仿照着画，在壁报上发表。有时还故意贴到女子学校的门前。

    挨老师的打对心灵的影响，有了斯巴达克式的反抗。后来精神上的凌辱也可以忍受。后来在集美、抗战、“文革”都不紧张。

    凤凰的文化生活。少数民族庆典，我没有在别处看到过这样完整的。大傀儡戏，搭台，一个人演。清明挂坟，端午节有龙船，重阳登高，过年舞狮子。中秋节，衙门口的石狮子全城人都去摸。人病什么部位，就去摸哪个部位。狮子有两个，一公一母，男女分开摸。春天上山采果子，放风筝，夏天下河洗澡，偷偷游泳，怕人叫，怕衣服被拿走，就埋在石头里面。早上放醒炮，开城门，黄昏放牛炮，九点多钟放两响，关城门。

    我凭什么可以做泥塑？就是边街上做木雕的，扎纸的影响了我。

    庙里雕塑那么多可以看。凤凰风景好，庙多，到处看，都是好风景。

    到外地也就不感到好奇了。

    我出去后寄一些画报回来，老二永厚也开始画，墙上都是。

    凤凰人家里都有人出去奔。每个人都有幽默感，不是粗浅的笑话，一些含蓄的每个人都懂。苗族的语言也很有特点，概括性很强。

    外祖母爱打牌，把买米的钱都输掉了。我们都恨打牌。

    我的母亲第一个打毛线，第一个自由结婚。她是得胜营的人，外公是三潭书院毕业的，当过宁波知府，死在那里。妈妈会讲宁波话。

    有一年，妈妈要我告穷，到外婆家一个多月。我到长沙去第二次经过外婆家，我去看她。她正在打牌。

    “你又来了！”

    “我去读书去。”

    “吃了饭再走。”

    妈妈还在丁玲母亲的学校当过教务主任。她把文凭借给四姨去北京考农大，妈妈这个人年轻时相当不错，识大体。祖母没有文化，人老实。妈妈是知识分子，挣钱，做主。

    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郑可，沈从文，聂绀弩。

    家里的木板墙上写着：“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这是四岁时我用墨画的。我喊弟弟：“拿墨来！”

    “家”这个字不会写，是照着书上画的。

    节选自《黄永玉自述》

    【百家在线】

    黄永玉以其天纵之才，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一个个难以逾越的坐标：他的版画杰作《阿诗玛》，为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他绘制创作的我国第一套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历经25年的考验．价格一路飙升两万多倍，被誉为“集邮史上的神话”；他创作的**纪念堂山水画，为相伴一代伟人**的传世之作。

    1980年黄永玉使用挥洒自如的泼墨手法，寥寥数笔便勾画出猴的特征和神韵，再经过邮票雕刻家的精雕细刻，使之质感更强，充盈着灵动飘逸的艺术魅力。第一枚生肖邮票的诞生，也就是新中国第一个邮票神话的开始。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黄永玉创作的“庚申年”猴票得到了邮市前所未有的追捧，经济价值扶摇直上。当时8分钱的面值，一路飙升，最高价曾达到1600元左右，足足上涨了两万倍：全张80枚猴票更是从当时的6.4元暴涨至最高价20多万元，而且往往是有价无货，“一版”难求。“庚申年”猴票不仅是整个生肖邮票板块的领头羊，也是整个邮市行情强弱的风向标。“庚申猴”培养和带动了无数集邮爱好者和投资者，所带来的投资示范效应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收藏投资理念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