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鄂副都统司水军、鄂州驻扎水军和江陵驻扎水军这三支遮护京湖上游江面的水上力量,由沿江制置使史嵩之在开战之初就接管了指挥权力,而史嵩之开战之后给荆鄂水军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命令他们坚守鄂州水面,不许放蒙古军一片木头渡过长江,或者经由鄂州水面前往别处。
或者史制置是好意,因为其他两支水军负责的江面远远过荆鄂水军。这是因为荆鄂水军仓促成军,训练整理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史嵩之摸不清这支水军的真实战力,只好安排他们先自扫门前积雪,暂时不要去顾及他家的祸事。但老实说就算这点任务,荆鄂水军仍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忙着在鄂州设置防御用的水排,在江水中埋设尖桩障碍物,全心全意的封锁住通向洞庭湖的水路。荆鄂水军大半都是来自洞庭的渔民,平心而论,他们如此积极的安排自己乡里的布防也算是人之常情,但他们花了太多精力在通往洞庭的水路布防上,对于江北面的张大湖却没有起码的援助,加上复州守臣玩忽职守,没有认真的制订坚壁清野计划。导致张大湖一带的渔民没有来得及疏散,当张柔突入张大湖地域时将渔船全部掳走,成为了整个江防计划最大的祸患。
荆鄂水军对张大湖疏散的不积极,另一方面也源于洞庭渔民和张大湖渔民平时争夺渔获产生的矛盾,在这个时代里纪律还不能阻止私人感情的渗透,尤其在郑云鸣鼓励以乡里宗族为单位大量参加到军队中来,更是无形中助长了地域因素在战争中的微妙作用。史嵩之也曾经因为张大渔船被劫夺的事件专门写信归罪荆鄂水军统制彭满,但显然彭满对此也无可奈何。
于是他们就必须承受当日罔顾邻里生死而只图自保所带来的结果。蒙古军以这上万条渔船作为工具,向北沿汉水而上,在襄阳附近接收蒙古骑兵登船,然后顺流而下增援黄州的张柔部,共同对黄州进行合围。
彭满和荆鄂水军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在此地拦截住从上游下来的蒙古军船只,一只船只也不能让它们抵达黄州。但对于新生的荆鄂水军来说,这件任务看上去似乎难以完成。
比起蒙古军的上万船只来说,荆鄂水军的战船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虽然它们都是精心打造的战舰,但这个时代的战舰战斗力并未出民船太多,水战的第一要素还是战士的武勇。对于未能及时将大型战舰从洞庭湖中调遣出来的荆鄂水军来说,凭借几十号轻型战船阻截上万的敌船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为了尽量阻截住顺江东下的敌军,必须设计相应的战术。
这个时候彭满召集各军将领在岸上召开小型会议,目的就是在战前将事先宣布的战术进行最后的强调。
“鞑船甚众,正面邀截我们一定拦不住多少。”彭满用树枝在沙土上画出长江的航路:“敌船千百而下,全无阵型,只不过随波逐流朝黄州方向飘去。且渔船虽然尺寸短小,实则使用杂木打造,船身笨重,浑不如我军船只便捷。我桨船一船有十名划桨手可以调配,蒙古人不惯用桨,船只的度不如我军,所以我军的战术是,不从正面迎击敌人。而是藏身长江上游,等汉水前来的大批渔船渡过沌口过后,我军马上扬起风帆,借着风势水势对敌船进行追击,在江面上追杀度慢的敌船,一直到将敌人剿杀殆尽为止。”
他将树枝放在手中,问道:“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无人提出异议,这些水军的军官们都是从荆鄂副都统司中抽调的准备将领,长于6战但对水战一窍不通。郑云鸣也向赵葵要求增拨一些鄂州水军中的有经验的军官过来担任指导的角色。但去年大战之后所有的部队都在加强自身实力,任谁也不愿意抽调战斗骨干出来增援他人。且郑云鸣担心从别处水军中抽调的军官带有宋军中普遍的怯战、贪渎和懒散的风气,一旦被他们侵染了荆楚军,这支新军也可能迅堕落。但整个水军中都没有有水战经验的军官带队的结果是,这支军队里士兵和一部分军官懂得行舟看风,其他大部分军官精通6战,却没有人懂得如何真正在水上作战。
他们所依赖的只有郑云鸣下的所谓水战的十条准则,而准则的第一条就是:但凡水战,必须占据上风上游优势,上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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