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影响最大,留华时间最长者当属汤若望。(凤舞)2000年乌利?弗兰茨与其生活伴侣阿坦德拉?克斯特尔所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上苍的yin影下》在德国出版,随即便引起巨大反响。德国科隆报纸予以连载,很快便先后译成多种文字。弗兰茨,1949年生于德国科隆,是自由作家,在西方被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曾在中国德文版的《北京周报》工作多年,还做过多年的驻华记者,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文章。他所撰写的《邓老传》被译成七种语言。为写《在上苍的yin影下》,他曾重走了汤若望的来华之路,并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我在德国bo恩大学任教时,他曾登门造访,预约我承担译成汉语的任务。
汤若望是耶稣会传教士,从明末到康熙年,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曾是中国钦天监的第一个洋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各种著述和译著近四十种,涉及宗教书算、天文地理、大炮制造等。曾几何时,身陷囹圄,九链加身,险被凌迟处死。后又平反昭雪,被康熙称为“鞠躬尽瘁之臣子”。汤若望这个曰尔曼奇人伟人是中德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人生的诡谲在他身上也演绎得淋漓尽致。德国人对他索有好感和兴趣,所以书一出版,评论如潮,好评如潮。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的贵族之家,xing格活跃,曾就读于远近闻名的三王冕贵族中学。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保送罗马的日尔曼学院。欧洲中世纪,造纸、印刷并不发达,知识传授要靠讲述和记忆;所谓知识一般理解为宗教、神学、哲学、天文学等,而这些学科都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享有无上尊荣,这也是当时许多精英效力教会的原因之一。
宗教改革后旧教抑或天主教处于低潮。为对付改革后的基督教一一新教,一些信德昭著的司铎便采取各种举措。其中一个叫罗耀拉的西班牙人更是于1540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并非青灯黄卷,终日诵读,而是要学习各种知识,大办学校,造就青年一代的传教者。汤若望所就读的日尔曼学院和罗马学院正是耶稣会所办的公学。学子矢志服从教宗圣愿,任凭派遣到天涯海角,筚路蓝缕,传教弘法。这也是汤若望来华后一系列表现的原因。
汤若望在法国神甫金尼阁的带领下于1619年到达澳门,而后从澳门进入内地。入境随俗,将其一长串的名字改为好听好记的中国名字。“adam”【亚当】念快了像是“汤”,“johann”【约翰】习惯译成“若望”,这便是“汤若望”三字的由来。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汤若望从抵华到明朝覆亡的二十多年间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活动:研修汉文,克服语言障碍;结交士大夫,逐步开展传教活动;参加火炮制造工程;才识被发现调入京城任天算职务。
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最早火炮为南宋陈觉创制,随着meng古人西征传到欧洲,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其故乡火器反而受到冷落,武将大多向往“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到了明代火器的重要xing日益彰显,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下崇祯帝令汤若望造炮。汤被逼上马,凭着他的一点书本知识,居然成功地造出二十尊大炮。崇祯“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汤对崇祯自缢煤山十分悲痛,说他“非常有天分,非常不幸”。
李白成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崇祯自裁,群龙无首,人人自危,与明廷关系密切的老外全都跟随福王、唐王、永明王逃向南方或西南。独汤若望处变不惊,留守教堂,所幸农民军对教堂秋毫无犯。清兵入京,摄政王多尔衮令市民搬出京门,为满meng旗兵腾出房台。汤若望面临兵丁“打砸抢”,令其“扫地出门”的凶险。此时他冒险上奏,在奏折中坦承:“曾奉前朝故帝”,但所为是历法工作。清“圣朝定鼎,天运已新”,正需要新历法。汤的自荐非常及时,多尔衮恩准他“安居天主堂”,那些骄兵悍将看到睿亲王的谕旨立即作鸟兽散。他本人毫发未损,器物刻板得以保存,一场泼天大祸化解于无形。
明代虽然产生了四大科技名著:李时珍的《徐霞客游记》,它们在当时之世界也可算是科技方面的顶尖之作。然而由于缺乏大方向较为正确的世界观的引领,后继乏力,从而缺失相应的持续发展。就拿明代历法来说,年久失修,崇祯不得不开设历局,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主其事,参加修历的外国传教士中就有汤若望。《清史稿》说他“以四十二事证西人之密,中述之疏,畴人弟子翕然信之”。1644年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仪器和历书范本。他还...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