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原来的海船改为平头船,这是釜底抽薪之法,平头船无法在远洋中航行,如是就断绝了国内军民私自下海之路,唯令朝贡海船畅通无阻。”
卫周祚尽展技术干部本色,从海船装备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反而引起了弘毅的好感!
“之后的宣德至正德年间,明廷尽管仍多次下达海禁之令,然而收效甚微,民人私自出海贸易却逐渐兴盛起来。直至嘉靖年间,倭寇之患愈演愈烈,甚至登峰造极。嘉靖二年在宁波发生的‘日本争贡’事件引发明廷忧虑。于是屡下禁海令。使得这时海禁之严远超以往。虽如此,民人走私与倭患混杂,最终一纸禁令只能是形同虚设。”
弘毅暗想:这位卫周祚的眼光的确深邃,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民人走私与倭患混杂!
“于是,前明隆庆元年,福建巡抚上书要求开禁并得到准行。究其原因,一者。倭患民祸之果。倭寇实则多数是沿海民人,而其头目也多为沿海富豪。就连朝廷命官也多认为造成倭患的原因,是海禁造成的后果。所谓‘海上居民,近来海禁太严,渔樵不通,生理日蹙,转而为盗。’福建巡抚谭纶也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朝廷上下如此认识,开海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者,白银通行之需。明朝自开国以来,虽禁用金银、铜钱却形同虚设。永历年间白银需求之大。实在是非开海禁不足以填补亏缺。三者,府库亏空之险。嘉靖之后。帝王生活奢侈、官吏贪污成风,各级国库名存实亡。开海设关收税已是解决如此危机的一大良策了。而福建沿海多港口,民人多出海,故而海禁反复,尤在福建。错漏之处,请皇二子斧正!”
卫周祚言简意赅,将整个大明朝的禁海开海始末及其原因说了个清清楚楚!
“玄烨钦佩之至!”不但是弘毅,就连皇帝也对这个一直不声不响的闷葫芦技术干部刮目相看了。
“不过,玄烨还有一处思量,就是这福建得天独厚的地利,才能让故明朝廷放心大胆的在这里放开海禁。”弘毅感觉卫周祚的解答还不是十分贴合自己的主旨,于是亲自上阵。
“哦?卫爱卿坐下歇息,听听玄烨所论。”直呼其名变成了爱卿,足见态度的转变。
“嗻!”不知道谢恩的卫周祚,也就老老实实坐下歇息了——好一位实诚人!
“明朝以来,南洋诸国对中原物产尤为喜好,纷纷来朝贸易。但朝廷回赐之物,数量样式不可能尽如其愿。因此,民间私自贸易就蓬勃兴旺起来。但民间私贸虽能富民,却不可强国。假若南洋诸国都从民间走私之中赚的好处,又有谁会千里迢迢来他大明称臣纳贡呢?因此明廷长期严格执行着限制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除了少数洋商可以行勘合贸易外,民人出海结为禁止。诚如卫大人所说,即使到了后来不得不重开海禁,明廷对于选在那里开海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的。” 弘毅不像卫周祚还有些顾虑,对于前明种种,他说起来毫无忌惮。
“哦?难道就是福建?”好学又聪明的皇帝学会抢答了!
“皇阿玛圣明!恰是福建,全在闽南!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相距颇近,都处在晋江、九龙江之下游,地貌平坦舒缓,海岸绵长曲折,又多有港湾岛屿,自宋以来一直是南方极重的商港之地。最最紧要的却是厦漳泉地区面阔大海,背倚群山,出海则畅通无阻,入陆则关隘重重!”玄烨最后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大伙都不说话,默默回味的功夫,弘毅继续说道:
“适才卫大人言及,庆隆年间福建巡抚谭纶在其《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曾言:‘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后来在万历年问曾任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一旦严格执行海禁政策,民人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集。实际上,嘉靖倭乱中,福建人亦为多。”
“福建一省,丘陵、山地遍布,多山少田,民人生活赖于外地供应,厦漳泉三地可谓偏僻之所。其实故明之所以在此地开海禁,正如后来福建巡抚许孚远所承认的,在于‘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在远离内陆、重山相隔的闽南厦漳泉开放民人海外贸易,便可以行之有效地对其他方实施严格的海禁了。”
“故而,儿臣这第三防,就是大防于闽南厦漳泉三地!”
大防厦漳泉,其实是要断了郑氏雄起的老根!
[1] 宁波港,明代以前称作“明州港”,盛极于宋元时期。入明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了避“明”国号讳,改明州府为宁波府。因明州属下有“定海县”,取“海定则波宁”之意,仍以原明州府治鄞县县治为宁波府治。宁波之名,从此开始。
[2] 登州港,其实就是蓬莱港。蓬莱港古称登州港,是中国古代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事要塞。唐代时同中国南方的泉州港、扬州港和明州港齐名,并称中国四大港口,或称之为“四大通商口岸”。【关于这四大通商口岸,貌似网上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有的说是广州、扬州、登州、明州,有的说是广州、交州(今越南境内)、登州、明州,等等。甚至山东还有说是广州、胶州、登州、明州的,不一而足。但明州和登州应该是榜上有名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