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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零九章 宣威布德民大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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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宗”有子弟外出,就如树上掉落下来的种子,在另外一处生根,发芽,再长出主干、枝桠,与原来的那颗树遥相呼应……由此便有了族。

    当这些宗族因为共同的文化认同交织生长,一起开发脚下的土地,捍卫族群尊严,传承亘古以来的价值观——这就是民族。

    朱慈烺朝后靠了靠,仰起头,目光中焦点涣散。

    只要有人成家,势必就会成为宗族。别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前世的红色贵族不也如此么?

    朱慈烺轻轻摇了摇头:除非有个更强大的信念占据百姓的信仰空间,让他们相信爹亲娘亲都不如皇帝亲,天大地大都不如皇室的恩情大,立志做个舍小家为大家,脱离低级习俗,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整个国家的人。

    上下五千年,这种狂热的状态只存在过三十年,而且崩塌之后带来的副作用似乎更大,颇有些饮鸩止渴的感觉。别的不说,朱慈烺并不希望自己的遗体被长久封存不得下葬。

    而且以明朝的宣传能力和手段,要做到这样大规模的思想教育,其难度……还是先考虑一下火星探索计划吧。

    既然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宗族。如何做才能既保证国家对人民具有控制力,又不至于制定出毁家灭门的恶法呢?

    首先是思想方面,忠臣与孝子之间的平衡。魏晋时候,天下只有孝子,没有忠臣,故而有五胡乱华。北伐难酬。那时候的门阀与如今的宗族名异而实同,只是更加强大,直接控制了军国大权罢了。

    朱慈烺又想到前世某个时期,天下都是忠臣——或者叫主人翁,只知国家需要就上山下乡、奔赴殊域。他们的确以自己的牺牲,为整个民族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过当信仰崩塌之后,正是这些人反转最大,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牺牲,认为被权贵阶级欺骗和出卖。彻底投入利己主义的窠臼。

    这正好是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后来从隋唐起强调的“在家事亲,在朝忠君”可以说是一种缓冲和折衷。不过眼下的大明更注重“孝”,而“忠”的方面有所欠缺,这就需要人为给一些动力。

    其次在于国家动员方面。

    宗族的形成以北宋为分水岭,又有两种形态。

    在先秦两汉时代,天子分封藩国形成宗族,其大宗对小宗的财产有直接控制权。这点到了明朝仍旧一样。分封的诸藩王可能因为犯罪或无子而被除国,田土收归国有。

    后世熟悉的庶民宗族却诞生在北宋之后。因为范仲淹、张载、程颐等人的推动。庶民被允许立祠堂,以便“敬宗收族”。这几乎可以算是一场革命,打破了士大夫立庙的特权,也有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精神核心。

    有了这样的核心之后,庶民就从单纯依附于地主豪强,转而依附于自己的宗族。这时候的宗族就像后世的工会。看似没有主宰宗人生命、财产的权力,却又极具凝聚力。

    延续到了明代,乡官的职役制度更加明显,宗族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基层舆论上远远压过朝廷王法。

    比如募兵。在新设立的流民村落中。募兵明显要轻松得多。而在有宗族影响的地方,族中老人出于劳动力缺失的考虑,往往会对此抱有抵触。正是这些老人说一句“别去”,很多人都打消了入伍的意愿。

    在现在的甲级行政区域,宗族势力奄奄一息,影响力极小,即便如此也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能量。就是知县下乡问政,老人、农老办事,也都会对大些的家庭另眼相待。

    因此在南方宗族势力更大的地方,整个家族抗税抗租,乃至暴力抗官,时有耳闻。

    最后则是土地问题。

    宗族本身不是大地主,族中的土地只有宗人捐献的义田、祭田。义田用于照顾族中贫穷子弟,为他们交付读书用的束脩,往往只有诗礼之族才有。祭田则必然是每家都有,其产出用于家族祠堂祭祀。因为这是族人捐献,所以劳动力也有宗人义务承担,收成和使用也受众人监督。

    宗族对土地的约束性在于本宗族人私有的土地不会外流。

    寡妇可以改嫁,但只能带走自己的嫁妆。夫家的土地必然要留给子嗣,这是宗族对宗人的保护。如果没有子嗣,族中则会过继一个符合辈分的族人给他,继承这块土地。

    公开的说辞当然是家族实力不至于削弱,避免了外姓人的侵夺。

    可朝廷也是外姓人啊!

    这些土地一直被一家一族控制,不恢复“无主地”的属性,朝廷何时才能收回来?总不能出台“遗产税”吧?那是对三千年来“子承父业”的传统进行否定,还不如撕破脸去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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