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必行------
但要命的是,这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薄薄一本小书《三朝要典》,其身份却有那么点特殊背景。它虽然只算魏忠贤找人代笔的作品,可文前却赫然印着一篇先帝签名的序文,名之曰“御制序”。从而这便带来个问题:就是做为接班人,如何对待先帝钦定的这部著作,是否亦反映出对先帝的态度问题?故此,崇祯颇有种投鼠忌器的感觉。
是呀,在此之前,他已经违背先帝意愿果断地拿下了魏忠贤;若按群臣们的意见,和他自己的某种潜意识,现时还要继续违悖先帝意愿,拿下他钦定的这部著作吗?唉,崇祯对此颇费踌躇。也许正为此,之前在整个大明朝野,也像敬奉神灵一样,人人内心中虽对其不以为然;但表面上却忌谈《三朝要典》,表现出敬而远之。似乎人人心头都有一层窗户纸。可就在上午早朝,当内阁、都察院、翰林院等三要害部门次官,联合上奏疏后,终于闯开了这层窗户纸。朝廷上的事历来就是如此,对一些敏感问题,若大家都不去闯开它,便会成一个永久的公开秘密;可一旦某日有人斗胆带头闯开它,便会愈发而不可收拾。
尔今对《三朝要典》就是这样,既然前边已有三要害部门代表,率先闯开了它,随其后便有人紧紧相跟。公元1628年,也就是崇祯元年三月,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别如伦,便透过被已闯开的窗纸处,进一步揭露其内中秘密。兵部的人历来说话就毫无禁忌,在当日早朝时,一启奏便大声囔囔道:“皇上啊,您老不知道,《三朝要典》上那些奸邪的小人,都成了先帝钦定的理学节义之士;而当年在魏忠贤指使下,那些个迫害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所谓供词,却都堂而皇之地载在‘要典’上了。这不荒唐吗?另外还有,他魏党骨干崔呈秀不早已被定罪赐死并抄其家了吗?一个国家罪人的一篇疏文,还赫然印刻在‘要典’篇目上;这岂不与皇上‘除奸惩恶’的圣意相违背吗、因此,臣建议对此必改。事实证明这《三朝要典》是非改不可了。”
尽管别如伦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进而口干舌渴,但别如伦及满朝堂的人却都亲眼看到,高坐龙椅上的崇祯帝,似乎置若网闻不置可否。当然说得更准确些,他仍是在“优柔寡断”。但他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中却似海浪般翻滚。别如伦的话像一把利剑,无疑把他和先帝置于矛盾境地。说老实话,他很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在他的内心深处,总还是希望以孝治天下的。他不希望自己在世人眼里,是一个不孝不仁之人。
“但是,如果不动《三朝要典》,拨乱反正的工作就没法进行。”这是当日傍晚,刚刚下朝,在近侍小元子搀扶下,崇祯帝蹒跚着,来至御花园,默不作声,却独自挖空心思地想。“不说别的,先不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这些无论在朝廷或民间,都颇有极好官声威望的人如何平反?还有,谈到修改《三朝要典》,说着容易做着难,具体如何改?是整体肯定还是部份肯定?是肯定魏忠贤的还是肯定先帝的?最要命的是,他们两位做为‘心灵知己’,基本上做到了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俺的好大哥呀,你真他------好糊涂啊!”
但这边崇祯帝还尚未捋清头绪,最终拿准主意;可那边却有大臣继续火上浇油。前情一个月后,翰林院侍讲倪元璐,紧接又上疏“死谏”。在奏疏中言之凿凿道:“《三朝要典》是道地的,权奸魏忠贤借史杀人的产物。从整体而言,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毒书,某些同僚也没必要在这方面再劳神费心,这本书根本没什么修改价值;如若再想着修改,反而会让世人误以为,皇上在部份地肯定早被定罪赐死的魏忠贤,效果则适得其反。所以,臣郑重建议: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销毁此书。然后再由翰林院组织专人,再重写一本《天启实录》以正视听------”
退朝后在走回乾清宫的路上,朝堂上群臣的争吵议论声,犹在耳边回响。怎么办?这事还不能冷处理,是否趁热打铁?刚进乾清宫在御案前坐下,崇朕便命道:“小元子,将今日早朝内阁转来,群臣的奏疏取来朕看。”
可是,才刚翻看一本,便突觉头疼起来------看着一本本的奏疏,他不禁又想到了上午早朝时,围绕《三朝要典》的群臣热议------按明朝的官场程序,臣工们的奏疏一般先进内阁,由内阁开会讨论后,再代皇上票拟谕旨,最后皇上若无不同意见,只需朱批就可以了。这便是所谓为皇上分忧。翰林院侍讲倪元璐的奏疏送进来以后,内阁辅臣来宗道脸上就不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