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冲突终于在是否对德宣战这件事上完全爆发出来。
最初一段时间,黎元洪还是相当能忍耐的,他做副总统那么久,自然早已学会韬光养晦,遇事忍让。而段祺瑞脾气虽大,但好歹也是留过洋的人,多少有些遵行宪法的观念,也不至于给黎太过难堪。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拿。有些事情反而是坏在了手下那些人手里。
段祺瑞早年留学德国,最少还能表面上表现出对黎总统的尊重,但他的手下就很难做到,比如段祺瑞最信任的“小扇子军机”徐树铮就是最难说话的一个。
徐树铮很有才干,而且极得段祺瑞倚重,段祺瑞怠于政务,每天总要下棋、打牌,把时间消磨在这上面,公务基本上由徐帮忙处理。而且徐十分能干,总能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又对段忠心耿耿。时间一长,段就对其极为依赖,仿佛没有小徐自己就不知怎么处理公文。
但徐树铮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恃才傲物,飞扬跋扈,说话做事盛气凌人,丝毫不留情面,甚至是老段的情面也不讲。包括段的亲信,见到其都绕着道走,敬而远之。
反正小徐替老段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光了。
从用人识人这方面,老段跟袁世凯比差得太远。老袁手下有一帮人替他做事,而老段只有一个小徐可用。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便让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
段祺瑞做太上总理,让黎元洪当橡皮图章。
这里面的起因是民党最早为限制袁世凯而匆匆制定的所谓《临时约法》。由于当时约法对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权限不甚了了,而老段和老黎在平日里也不太互通声气,因此在一些事务上难免出现误会与冲突。按照约法规定,国务院所决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呈递给总统府,由大总统盖印发布。徐树铮是国务院秘书长,因此经常要往返于国务院和总统府办事,但这个小徐经常不给黎总统说明事件来由,只管催促总统赶快盖印。要是黎元洪多问上几句,小徐脾气上来就敢当面顶撞。徐树铮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若不是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从中斡旋调解的话,黎总统还真是有点吃不消。
有一次,徐树铮拿着山西省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元洪刚刚问了几句这三人的从前来历,小徐就不耐烦的说:“大总统问这些干什么?请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这下可真是把黎元洪气得半死。等徐树铮走了,黎元洪恨恨的跟手下人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
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两头受着夹板气,自然日子好过不了,干了三个月,终于受不住辞职走人。黎元洪做了总统后,一大帮湖北老乡都攀附到他的门下,总统府被人戏称为“湖北会馆”,这帮人可不愿眼看着黎元洪手上无权,在这些人的鼓动下,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激化。
在张国淦辞职之后,代替他的是人称“报界三杰”之一的参议员丁世峄。丁秘书长可没有张国淦那么好说话,他的性格和小徐倒是有点像,一向是言辞犀利,做事干练,岂能容忍小徐那样骄横跋扈的作风?这不,他一就职,马上就搞了一个“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名义上是为了划分府院权限、规范办事手续,但说白了,其实就是要为总统府争得权力与地位……你国务院不能把总统府看成是一个盖印的机器啊!…。
丁秘书长的提议得到了黎总统的支持,但引起了国务院那边激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草案就是“总统争权”,是用总统制来替代内阁制,这如何使得?段祺瑞身为内阁总理,当然不能对这事坐视不理,他随后便请假不出,以此来向黎元洪施加压力。
黎总统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因为老段不出来理事的话,他还真维持不了局面。于是黎元洪又找人出来斡旋调解,说他本人是尊重《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的,绝没有要恢复总统制的想法;之所以搞出“府院办事手续”的草案,主要是想协调府院之间的关系,避免误解,减少矛盾。趁此机会,黎总统又向老段投诉徐树铮等人在总统府嚣张跋扈的种种做法,并希望老段能对这些人稍加约束。
既然黎元洪服了软,老段也就坡下驴,销假回来办事。双方经过一番调解和讨论之后,都做了让步和折中,老段还特别指示小徐,以后交给黎总统核阅的文件,一定要亲自递送,并且一定要注意收敛。于是,“府院办事手续”的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下来。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次却是来自国务院内部,内务总长孙洪伊与秘书长徐树铮发生冲突。孙洪伊是清末著名的立宪党人,在民国初年的组党热潮中大出风头,他此时与黎总统及林副总统的关系打得火热,自然免不了与老段、小徐发生矛盾。
小徐仗着老段的信任,在国务院一手遮天是人所皆知,偏偏遇到孙洪伊也是眼高手低的朋友,他的为人争强好胜,而且政治能量也不小,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两位在一起,几乎就是“日日在火并之中”。
老孙是直隶人,年纪比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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