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二章 旗州的新问题

p; 陈锡华自己心里明白，笑呵呵的感叹道：“既然杨副院长这么抬举我和老肖，那我就先说一说吧。旗州这几年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快，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旗州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没有之一。在过去的五年里，除了93年，旗州每一年的gd都是在以30%以上的速度迅速攀升，居民实际收入和可支配的水平同样以这个速度提高。我刚到旗州的时候是91年，那个时候，旗州大学刚开始投建，我来应聘当经济学教授。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旗州一个普通社员的收入是两千多元一年，现在已经是平均三万多一年。速度很快，这个是事实，大家其实都能看到。”

    说到这里，他忽然变得严肃一些，话题一转道：“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在这几年中逐渐发展出来的新问题，首先是旗州社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另一个是旗州社员和非社员，以及外地务工人员的收入差距太大。旗州市今年大约有两百多万的外来人口，80%从事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他们平均年收入也就是两千多元，而旗州社员保底的年收入是一万七，绝大多数社员通过民间和其他公开的基金投资，基本能获得比较高的回报，超过半数的自营社员都拥有几百万的资产规模。我和肖爱华做了一个统计，旗州本地的亿元户有六十二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亿元户，但我可以肯定，至少淞州没有这么多，淞州和深州加起来也差不多就这个水平，而且，旗州的亿元户中，十亿规模的有十六个，这些人是谁，我想在座的基本都知道。管靳生虽然走了，可他还是保留了旗州户籍和社员身份，应该说，他还是旗州的亿元户之一，他的身价是五十亿。”

    他说完这些，稍微停顿了片刻，显得更为凝重的说道：“我举出这些数据并不是要否认旗州商业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恰恰相反，我是赞成的。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存在，确实是在最大层面上保障了所有社员的基本收入。旗州现在的大政策好，经济政策好，这是一个自由化市场经济的典范，也是一个共同富裕和公私合营的典范，可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旗州的外来人口多，他们的福利和收入水平都无法获得保障，我们最近有一个统计，旗州地区的犯罪率节节攀升，为什么，外地人来打工，月收入几百块，一看你们都是亿万富翁，他怎么不会起歹念呢，这是旗州犯罪率的根本原因，地区性收入差距太大。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两年搞一二次股改，原旗山公社的14.7万社员平均大约每个人获得了价值三十多万的原始股，很多社员立刻就套现一半，套现的钱纷纷投入股市，加入联标，有的和朋友拿出合股开小工厂。”

    陈锡华要说的东西很多，他说了一段时间感觉怪怪的，总觉得一个人在这里揭穿旗州的伤疤不太好，就忽然怂恿肖爱华道：“我了解到的信息还是不如你多，你在旗州搞了七年研究，老肖，你也来说两句，就拿小徐的事情说两句！”

    肖爱华只能接着陈锡华的话说道：“我和老陈的团队里面有一个旗州本地的经济系研究生，他姓徐，徐家集的年轻人，挺好学的。我总的来说，他命好，生在旗山。二次股改，他分了一百五十股的中旗原始股，因为跟着我们搞研究，没有时间做生意，就把原始股全部套现换了五十多万元的现金，然后全部砸到联合银行的股份里，当时正好是国内股市比较低潮的阶段，联合银行每股不过七块多钱，现在是每股十五块钱，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有一百三十五万的身家。因为是老旗山人，他父母在一次股改的时候在旗州创业集团也持有股份，他则被分入旗州新创投资公司，也持有股份，父母在旗州中华美食街开了一家老徐记海鲜城，大家可能都去过，我给他们一家做了个估算，他们一家人的主业是开餐厅，此外投联标，买房子，买股票，和亲戚朋友合伙开小工厂，买煤矿……他们也都做一点，财产大约有两千万。我们在旗州生活比较久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在旗州不是一家两家，说句可能让我们这些所谓经济学者专家不舒服的话，在旗州，咱们算是中下层的收入阶层……！”

    感觉肖爱华说的有点太激励，杨少宗的脸色显得同样阴沉，陈锡华急忙打断了肖爱华的话，调侃道：“你不算中下层，中旗集团一二次分股，你就在列。这就充分说明，来旗州越早越容易发财啊，我们老肖同志现在的家底也是一百多万的规模，手里的股票同样在刷刷涨，吃午饭的时间都和我讨论哪个股票更容易涨上去啊……！”

    听陈锡华这么一说，会议室里原本有些僵硬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要肖爱华请客吃饭，还要封他做学者中的大户，要他带着大家一起炒股。

    这就是玩笑话了，在座的都是自恃甚高的经济学者，谁看得起别人，就是私下没有外人的时候还互相嘲讽杨少宗和李兆棠几句。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是介入股市，那也是高手，犯不着别人帮忙投资。

    肖爱华倒是很现实的，他从92年就跟着旗州人一起炒股，吃过大亏，后来才明白中国股市不是那么简单的，分析是没有用的，原理是狗屁，内幕消息才是第一位的。

    最简单的说，只要管靳生和阚治东中的两个人，随便哪一个放一句话，垃圾股也能翻涨十倍，如果是杨少宗开口，那就更不得了。

    当然，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杨少宗从来不推荐任何股票。

    感觉气氛稍微好了一点，陈锡华也知道前面说的一些实话挺伤感情，私下和杨少宗谈一谈就成了，他转而主动接过话题说道：“我和老肖做了一个统计，老旗山原有四千七百多户，目前的资产规模基本没有低于一千万的，光是在旗州创业集团的平均分股，每个家庭就有758万元的平均资产。加上这些年的经营投资，低于一千万资产规模的家庭几乎没有，最低的一户是咱们外面所谓的五保户，就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里连儿女都没有。旗州现在有常住的户籍人口117万人，资产规模在一百万以上占7%，大约有八万两千人，三十万元以上的占13%，约有十五万两千人。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可以说，旗州的数据基本相当于瑞士的一个中型城市，只有在一个发达国家才能找到合适的参照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旗州十年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式经济奇迹，而这种成绩毫无疑问和我们杨少宗副院长是分不开的……！”

    杨少宗匆忙打断他的话，道：“不要谈我，我受不起！”

    他一谦虚，大家多不好意思啊，纷纷继续夸赞几句。

    听别肆夸赞，茅于时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就和杨少宗劝说道：“受之无愧，不用太谦虚，换了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我认为你这是将自己的经济学功底扎实的用在一个小地方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典型，搞经济学搞到你这个程度，基本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大家本来以为茅于时这种中国经济学泰斗不会厚颜无耻的一起称赞，想不到啊，人家一开口，水平份量之高，将前面所有人的夸赞都打压下去。

    果然不愧是泰斗啊，果然不愧是经历过暴风骤雨洗礼的高人啊。

    大家自叹不如。

    杨少宗索性不说了。

    陈锡华则继续说道：“当然，我们也要关注目前已经出现的很多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我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旗州的贫富差距扩大本身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很难去平衡，除非在更大的政策层面上，比如说中央通过增收个人所得税之类的办法一次性完成调整。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就算实施也要考虑全国性的平均水平，不可能单独就旗州地区推出独立的税法。在这种基础上，我建议旗州应该加快地区产业调整，用三到五年的时间，首先实现三个市区的产业升级，主要推进金融业、信息i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教育文化产业、广告产业、旅游业及其他服务产业的工作，特别是金融、信息、生物制药、教育培训、酒店旅游五大产业，这应该是旗州未来有所突破的重点，要进一步投资大学教育，建立更为宽泛的现代教育培训产业，广告服务和咨询产业，要进一步加强对高科技产业和高新生物领域的扶持，加强对研究机构和研发机构的扶持，加大对旅游产业和酒店产业的投资，在现有展览会的规模上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好，做的更为国际化，吸引国际商务旅游和国内高端旅游客户。我们首先要将三个市区隔离化提升，将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转移到周边的六个镇，再用十年的时间将六个镇发展成市区，进一步向外部转移产业，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要从旗州驱逐出去。换句话说，我认为我们旗州要做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特别是在人口的规模控制上，但同时要实现高gd、高技术、高利税、高收入的四高经济。”

    等他全面说完自己的意见，很快就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旗州还是要坚持向一个大城市发展，忍住目前的阵痛，以后是肯定能发展起来的。

    大家相互争执，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杨少宗属于陈锡华派，他从一开始就不觉得旗州这么发展下去会有非常好的局面。

    旗州想要成为一个大城市，必然要实现提升为地级市的跃升，甚至向副省级城市发展，否则很难在人口和行政面积上实现大的突破。

    这就没有必要。

    杨少宗这么觉得，在淮海市已经具备申报副省级城市条件的情况下，淮海市做为一个副省级的城市，旗州做为一个准地级市，相互的搭配还是比较合理的。

    旗州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很特殊的，它和整个中国的城市发展规律都逆道而行，它选择用提升产业级别来控制城市规模，未来十年，旗州应该将人口控制在三百万这个级别，逐步实现完全的市区化，继续坚持一个国际花园城市和国际现代艺术城市的建设。

    换句话说，到了2006年，旗州的人口顶多不能超过三百万，大学教育率要达到45%，研究生率要达到15%，国际化的大学要达到三所，在校学生占总人口的20%左右，城市gd要达到12000亿的规模，城市税收总收入要达到2000亿元，城市绿化率要达到50%（这个不难，因为旗州市的山林区面积很大，天然有25%左右的绿化率），城市人口基本纳入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范围，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人均资产因达到100万的级别，平均商品房率要达到70%。

    这是陈锡华派提出的一个大目标，茅于时则另外有一些见解。

    茅于时和林毅夫等人认为旗州是整个宁海经济的龙头，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中欧铁路桥头堡，更是整个中原腹部地区唯一可以依赖的经济龙头，旗州这么做显得有点自私，而且对周边地区的农民工显得太残忍。

    他们认为旗州应该继续扩大，向副省级城市发展，扩大就业率，可以通过扩大福利范围和指标来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待遇，为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大家的争论很激烈，明显出现了两个大派别，陈锡华、肖爱华这种就属于旗州本地派，他们有旗州的户籍，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社员，更侧重于旗州本身的利益，而茅于时、林毅夫则考虑整个地区发展的问题。

    当然，不是旗州紧缩化发展就不利于整个地区经济的推动，只是肯定不如扩大化发展来的更有效……至少从目前国内的主流观点来看。

    杨少宗最后是一锤定音，做为旗州本地人的他毫无疑问选择前者，这也是他一贯的方针，他就同意紧缩化发展道路，不和其他城市抢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抢高科技人才。

    杨少宗的理论是旗州进一步发展就是要搞紧缩化的四高政策，将大量的低附加值和低技术产业一步步隔离出去，扩散到淮海市和宁州市，以及北边的祁州市和南边新改了名的淮州市（此前是淮中市，在改名的同时合县并区，并将其中六个乡划入旗州，也加紧了和旗州市的经济产业联合趋势——说穿了就卖土地给你发展，你在我们这里投资，政策好谈）。

    最终，旗州的首先定位是一个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全国性的高科技研发、营销中心、教育中心，外围是代工产业链条。

    在此基础上，杨少宗决定启动一个预谋已久的计划，和中国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正式谈判，说服他们将设置在旗州的分校区改为本部，整体性的迁移到旗州，而旗州方面给出的条件是绝对充足的财政拨款和企业赞助，光是企业赞助和联合研究经费就足以将两个大学撑死。

    除此之外，他还打算正式启动旗州理工大学、旗州医科大学、旗州艺术学院、旗州外国语学院的筹建工作，将整个湖滨区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旗州大学城。

    同时，他要正式推动旗州金融城、旗州国际会展中心、旗州光谷、旗州高新科技园、旗州生物科技园、旗州国际艺术城的六大建设。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指望严竹青同志扎扎实实的办好这些事基本不太可能，杨少宗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这一点——他所有的位置都可以转给别人，方便自己集中精力做生意和做学问，唯独在旗州主席的位置上，他根本不会让，他不让，没有人能夺得走。

    不管他是内地首富、亚洲首富，还是世界首富，他永远都是旗州主席和市委党委成员，这一点不容改变，就算是有再大的压力，他也要撑住。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