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中间流传开来,成为比齐国稷下学宫招募学人更为令人振奋的喜讯。
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旨在弘扬文华,虽然也不排除个别学宫士人出仕为官,但它的主流毕竟是治学,所要求士人们的是黄卷青灯,是修身自励,是文章道德。
而秦国则直截了当的请士人们去做官,去强秦,去建功立业,去出将入相,去名满天下,去光宗耀祖!相比之下,如何不令士人们怦然心动?
正因了这一点,到齐国稷下学宫去的士人绝大部分都属于有志于治学的读书人。当时的诸子百家在稷下学宫几乎先后都有代表人物。法家的慎到,儒家的孟子,儒法并体的荀子,名家的惠施与公孙龙,辩家的田骈,纵横家的鲁仲连与庄辛,阴阳家的邹衍,道家的宋鈃与尹文,农家的许行等等等等。
然而,纯粹治学从来都不是春秋战国士人阶层的主流精神。自从“士”这个人群阶层出现以来,他的主流精神就是经世致用,就是以学问入世奋争,以才能建功立业。
孔子是个直话直说的老倔头,他说过许多令后人难堪的老实话,譬如“惟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等等。就是这个爱说难听话的倔老人,将士人们的这种精神叫做“学而优,则仕”——优秀的士人就应当做官!
这是当时士人阶层毫不隐瞒的公开宣示和终生追求,而当了官后的目标也决不含糊,叫做“治国,修身,平天下”,就是要为天下做一番事情。正是这种坦诚直率而又奋发有为的入世精神,战国士人们将直接做官看得比终生治学重要一万倍。
他们往往在入仕无望的情况下,才被迫治学著作和传授学问,这便是后人所谓的“强使英雄做诗人”。
更有趣的是,即或无奈治学,所治也还是治国为政之学。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求官不成无奈治学,而又在学问中建立为政经典的大学问家。这种相互促进相互激扬的士大夫精神,历经沧桑磨练,厚厚沉积在士子们的魂灵之中,一有火光,便会轰然爆发。
如今,秦孝公的求贤令就是一道耀眼的火光!
当这道求贤令秘密传播到安邑的时候,正是冰雪消融的三月。
此时秦风也是悄悄地来到了安邑。因为他不放心,要亲眼来看着卫鞅得到求贤令并且去到秦国他才能够放心。
安邑城外的灵山,已经是麦苗返青枯木新芽残雪变为淙淙溪水的春天了。
山脚下的公叔墓地也从冰雪覆盖中走了出来,松柏苍翠,山花初显。墓前苍黄的衰草,也被春风在朦朦胧胧中摇绿了。
此刻,与墓地遥遥相对的山腰小道上,走来了一个身披红色斗篷的少女,在山野初绿中分外鲜亮夺目。少女手中拿着一支极为精致的细剑,身材颀长秀美,一头长发盘成一个高高的发髻,中间横插一支碧绿的玉簪,恍若士子头上刚刚加冠,透出一种高雅的书卷气息。
当她遥遥望见公叔墓的石牌坊时,站在山道上静静的想了一会儿,又低头看看自己的装束,似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方继续向墓地走来。
石牌坊前的大道分外冷清,庞涓派在这里的步卒骑士也不知道如何不见了踪迹,牌坊下竟没有一个军士。
少女显然感到了疑惑,边走边四下打量,终于看见了原先守护墓地的十多个兵士在营屋旁倚着墙角晒太阳。看见她进来,他们抬起了头,老兵头沙哑的问:“又是找卫鞅的?”
少女微笑着点点头。一个兵士惊叹道:“看人家卫鞅的福气,鸟!”老兵头低声喝道:“做死!”又回头笑道:“请进去吧,他整天守在陵下石屋里呢。”少女点点头,便径自进去了。
陵墓前数丈之外的那间小屋,显然是粗糙搭盖的,很难说清它是一间石屋还是一间茅屋。
墙是大石板拼起来的,缝隙也没有填塞,屋顶苫盖着一层绝不算厚的茅草,虚掩着的木门也已经破旧。按照丧礼,这种守陵的住所应该是最简单的茅庵草舍,以考验和磨练守陵者的大孝之心。
进入战国时期,摧残身心且耗费巨大的葬礼渐渐淡化,有关葬仪的一切礼节都在简化和变通,节葬日益为天下习俗而变。于是,这间守陵小屋就变成了既不能严实如常,又不能过分透漏,既要粗简,又要遮风挡雨的石板墙茅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