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赵宗绩呷一口茶,笑道:“有些危言耸听了吧,我最近看了很多史书,可都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一点也不夸张。”陈恪摇头笑笑道:“你之所以在书里看不到,是那些编史书的人,要么脑子里灌了浆,要么故意不说。”
“为何?”赵宗绩问。
“无它,人总要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陈恪淡淡道:“那些写史书的文官们,家里本身就是放高利贷的,他们怎么可能把这黑锅背在自己身上呢?”
“愿闻其详。”
“高利贷在城市就是典当行,在农村则是地主。”陈恪轻声说道:“大宋之前历朝历代,尽管有关市之征、山泽之禁、盐铁之榷,但这些只是小菜,国家的真正主食,是农业和农民。农业提供了主要税收,农民还负担者主要劳役。所以我们先只看地主放高利贷的危害。”
“对于高利贷的危害,我大概知道一点,把借钱的贫民搞得身无分文、家破人亡。”赵宗绩道。
“不错,但这是表面现象,不是真正的危害。”陈恪道:“农村的农民,最好的状况,便是家里有十几亩地,七八口人。自己种粮食种棉花,养鸡养猪,可以自给自足,再用剩余的农产品,到集市上去买些盐铁等必需品,手里就不剩什么钱了。但因为唯一的负担是朝廷的赋税,所以生活还算将就。”
“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农民家庭了。”赵宗绩点点头道。
“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差。一旦遇到了荒年,红白喜事、生老病死等状况,收入减少或者开支大幅增加,就不得不靠举债过关。而向周围的贫农借钱是不可能的,只能向地主借。”
“一直到这里,这家人还想着,自己第二年好好干,紧紧裤腰带,就可以还上高利贷。从而过上原来的正常生活。”陈恪接着道:“可是,他借的是高利贷,且是他没有议价能力的高利贷,第二年他收成好了也没用,因为多收了三五斗,粮食的价格就会下降,他还是还不上。”
“另一方面,农村的高利贷。比城市里的要野蛮多了。往往每年利息的增长,要超过农民那点微薄的收入。农民忙活一年,往往只能还上新增长的利息。这还是好年景,若是年景差,连吃饭都成问题。又何谈还债?而欠款却利打利利滚利,越来越高,最后只能把自己的地、牛、妻子儿女,乃至自己,抵给地主还债。”
“一旦遇到荒年,大规模的农民无以为继,其后果必将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农民要么成了佃户,要么背井离乡成了流民。”陈恪认真的给这小王爷。讲述在别处可学不到的兴衰之学:“还有两个因素推动了这种现象。一是土地在多年耕种后会退化,产出会越来越少,能养活人口的数量自然减少。另一方面,只要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人口就会慢慢增长。时间一长,两相作用,又会使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益发严重。”
赵宗绩听得无比认真。连发问都忘了,只在那里默默的做笔记。
“而对一个王朝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致命的。土地兼并,使国家大量的财税之源。聚集到了豪强地主的手中。比起如绵羊般驯服的农民,地主们狡诈而有力。他们通过种种政治特权,可以有大量的田亩免税。再贿赂地方官吏,使应税的田亩和免税田混淆,或者干脆瞒报田亩,总之有的是办法逃脱税负。则朝廷的收入必然锐减。”
“农民破产的危害更严重,方才说过,破产农民有两个流向,一个是给地主作佃户,一个是离开家乡、成为流民。无论哪一种,都会导致国家纳税人的减少,承担劳役的人群缩小。”陈恪缓缓道:“这又会使没有破产的农民负担加重,从而使更多的农民破产,产生更多的流民,导致遍地土匪、强盗的情况。匪乱横行必然民不聊生,更多的农民无法生存下去。这时候若是再遇到连续荒年,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造反。”
“而国家,早在此之前,便已经深陷财政危机,军队人心涣散,无力镇压造反。最终导致一个政权的衰落乃至灭亡。尽管有的朝代,并非被农民造反覆灭,但皆是先被其动摇了根基后,才点燃了枭雄们的野心。”
“其实这一番剖析,其实并非难事,只不过历朝历代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承认这一点——承认了就意味着‘抑兼并’成为国策,在土地就是财富的年代,你让士大夫们还有什么搞头?”陈恪嘲讽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的土地本都是君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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