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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的小学中,认字和写字教学是同步的,这样不好,因为汉字书法讲的是‘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学童对文字结构还没有感性的认识,落笔自然毫无感觉可言,写出来的字奇形怪状、惨不忍睹,想取得书法上的成就,可谓难上加难。
而在古代,学童往往在背过《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读本,熟识数千字后,才开始提笔练字。这样,在习字之前,已经对字结构有了印象,落笔自然有数,反复练习之后,人人拿起笔来,都可以写出一手好字。
在后世,写不好字没啥,但在这个年代,写不好字,啥都免谈,别说做官做学问,就是做商人,当个账房先生,一笔臭字都会人被瞧不起。
所以要读书,必须习字。而习字自然从临帖开始。陈希亮没有选蒙学中一般都用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而很少见的采用了《广韵》。
一来,这本书是官方编篡,采用最严谨的楷书,对打基础大有裨益;二来,这本书以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分卷,临摹的过程中,也是对声韵的学习。三来,临摹这种大部头,非平心静气无以为继,他存心是要消磨掉陈恪胸中的烟火气。
但事与愿违,陈三郎郁闷的要抓狂,因为古人学习语音的方法,实在太笨拙了……简单说来,他们取四十个汉字为声母,又以韵书的韵母字作为韵母,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
再简单说来,在反切法中,用以注音的两个字,前一个字简称‘上字’,后一个简称‘下字’,被注音字简称被切字。其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
例如,‘冬,都宗切’一条,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这种南北朝时从梵文发音中借鉴,唐宋两朝发展完善的注音方法,比起汉代的读若、直音等注音,自然是大大的进步——可是,对于习惯了用拼音的人来说,绝对是一夜退回石器时代。
显然,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而且,反切上下字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当然,这种单字单注的方法,确实要比后世汉语拼音字母,要来的精确。
而且汉语拼音是以夹杂满族口音的北京话为国语标准,满人所说的汉语没有入声,所以汉语拼音也无法模拟出入声。而入声乃是平仄中的三个仄调之一,失去了入声,便不再符合古汉语的韵律,所以用汉语拼音,念不出古诗词中的韵律。
不过凑巧的是,因为要学习古文的缘故,陈恪从小接触的,并不是大陆通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也不是台湾的国语字母,而是‘威氏拼音法’……这种使用时间最长的拉丁注音法,不仅可以表现出正统汉语的入声,亦可更好的模拟出古典韵味。
但当他兴冲冲的想用威氏拼音来代替反切时,却又傻了眼。因为这时候,距离威氏拼音出现,还有整整一千年时间,字与音的纽带——拼音字典自然也无从谈起。为汉字注音的伟大工作,似乎责无旁贷的落到了他的身上——而注音的前提是,精确掌握每个汉字的发音。
悲催的是,要掌握此时每个汉字的精确发音,就必须先把《广韵》吃透……
自然,这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陈恪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等一千年,那位英国人韦德来到中国后再说,要么自己来做这项艰巨而伟大的工程……想想就头皮发麻。
做还是不做呢?这是个问题,但至少有一件事确定了——不管做还是不做,《广韵》都得好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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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听到外面头陀的报晓声,陈希亮才睁开眼。通常,他都是早早起床,烧水做饭之后,孩子们才次第醒来……但这几日太累太乏,竟一觉睡过了头。
他揉揉眼,便看到陈恪已经坐在桌前临字,不禁由衷一笑,蹑手蹑脚的披衣穿鞋,走到桌边。
陈恪还是听到了脚步,刚要悬笔回头,便听陈希亮沉声道:“凡书之时,贵乎沉静!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
陈恪点点头,便把注意力转回纸上。陈希亮看他握笔姿势不对,便先纠正他的手腕:“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
“次实指,指实则节力均平。次虚掌,掌虚则运用便易。”陈希亮为他纠正好握笔,带着他的手,在纸上一边笔画示范,一边讲解道:
“为点必收,贵紧而重!为画必勒,贵涩而迟!为撇必掠,贵险而劲!为竖必努,贵战而雄!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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