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这是很深刻的警世之言。我们如果任腐败发展，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甚至导致执政党生命的终结。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

    ——廉政漫说之二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走向腐化堕落。大多数人都能保持廉洁的本色，这涉及到人的思想修养问题。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最容易受到腐蚀，所谓“空穴来风”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如苏轼所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增强防腐防变能力。

    首先要加强思想修养。要树立立党为公，立民为本的思想，要摆正党、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摆正公与私、义与利、为己与为他的关系。“无私然后能至公”。（隋·王通语〉要讲奉献，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做到约己而受民，临财而不贪。要在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心中有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为名利所动，都能“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

    其二，要加强作风修养。一个党员，要养成踏实、简朴的作风，不去追求华靡、奢侈的东西。要把立足点放在为人民谋福上，多做一些切实有益的事情，而不是把心思用在个人患得患失上。要经常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是否有虚假的、浮荣的东西，是否和消极事物攀比，进而克服之。

    第三，要加强道德修养。“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语）贪占巧取的行为，不仅党性不允许，也是社会公德所不允许的。我们的一些干部手中握有人民给的权力，但在为人民办事时，却还向群众索取代价，以满足个人私欲，这种行为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这类人，应以郝文山同志为镜照一下。据《人民日报》载：山西忻州地区土地局局长郝文山在被问及“面对送上门的钱，你为何廉洁自恃，不为所动”时，郝文山回答：“我第一是不贪。收下不义之财，就把自己归人了贪官污吏行列。第二是不忍，送钱财的，大多是不如我的百姓和小干部，他们送的可能就是儿子上学的伙食费或老人的冬衣钱。第三是不敢。收受钱财和以权谋私，终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我们党的干部，应具备这种社会道德和贪占可耻的廉耻观。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做危害群众利益，背弃社会公德的事，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陈毅同志的铮铮之言，可书为座右，刻记在心。

    要坚持以法治腐

    ——廉政漫说之三

    我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得不到根本遏制，和法制不健全有关。

    国外在防腐反贪方面，有较完备具体的法规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芬兰鉴于国家公职人员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制定公布了《公务员法》，其中规定：官员接受公司的宴请，或是购买公司出售的减价产品，动摇了公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任，是一种犯罪行为。不允许经济界人向公职人员送礼，行贿和受贿判刑是相同的。芬兰甚至对老百姓亲友间的馈赠也有法律限制和调节，收到价值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五分之一以上礼品，须交礼品税。联邦德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允许公务员出席一般性社会活动，但不准接受礼品、吃请、迎送和减免住宿费等。公务人员出差在工矿企业食堂就餐，须缴纳与企业职工相等的费用。以高效廉洁著称的新加坡，也是靠完备的法规来治理的。新加坡一商业事务局局长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刑三个月监禁，不仅失去1.2万新元的公职，担任公职20年的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法律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很强的制约性、规范性，是人们普遍遵循的规则。社会越发展，越注重法制建设，只有以法律为准绳来制约人们的言行，社会才更稳定，更有秩序。而人治的社会，往往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评断是非的标准，以人的感情为中心处理各种关系，很容易混淆是非，滋生腐败。我国还不是一个完全法制的国家，许多方面的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建立新的法制秩序。这必然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容易被腐败分子钻法制薄弱的空子。法制不完备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对已经形成的法规，得不到彻底的贯彻执行。以权代法、以情循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法规的实施。

    在国家法制完善的过程中，要采取措施保证党风和社会风气稳定向善。一是要发挥现有法规的作用，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二是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并把它不折不扣地给以落实。三是要加强社会监督。其一要注重舆论监督，事实证明，腐败问题最怕“曝光”，通过舆论“曝光”，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其二要办事公开化，以利于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杜绝少数人唯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决事的现象。

    我们呼吁法治的秩序！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维护法纪的尊严，使社会稳步走向法制的轨道！

    要严肃执行法纪

    ——廉政漫说之四

    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不正风气，缺乏正直的执法者也是一种原因。“法之不行，人不力也。”没有正直的执法者来实施法纪，法纪就会失去权威性和严肃性，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或点缀文明的空文。

    古往今来，“从心”还是“从法”，一直贯穿在不同社会阶段法纪的实施中。在封建社会里，“刑不上大夫”，有较高权势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摆脱法的制约，而且这权势荫庇的范围也很广，很难触犯。遇到较开明的当权者，执法者才有伸张正义的可能。汉光武帝刘秀可称历史上一个肯屈尊守法的皇帝。建武十九年，其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杀了人，因藏匿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后来公主外出，此奴为之架车，被洛阳令董宣发现。“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公主受此羞辱，向刘秀告了状。刘秀当时十分生气，要杀董宜。董宣慨然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他“请得自杀”，遂以头击桩，洒血满面，刘秀急令人阻止，令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坚决不从，刘秀使人强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最后被刘秀呼为“强项令”，赐钱30万。董宣由是“博击强豪，京师莫不震栗。”

    象董宣这样敢干冒犯权势的精神是深得民心的。人们之所以深深喜爱戏剧舞台上象董宣、包公这样的形象，实际是现实生活中渴望正义和廉明的折射。在现实生活一些环境中，触犯权力和关系网是需要勇气的。据《了望》报道：河北省魏县工商干部姜瑞峰查获假药案100多起，处理不法分子2000多人，为此他屡遭打击报复，家几次被砸，妻子被吓得精神失常，本人在魏县无法工作，被调往其它县。江西省萍乡市上粟出口花炮厂厂长陈艳洪贪污挪用公款六万多元，被司机柳坤发检举，陈竟雇人将柳杀死。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社会上邪恶的势力总是竭尽全力同法较量。他们或是打击报复，或是采取多种手段，拉拢腐蚀执法执纪人员，使法的庄严失去光彩。

    就法的本质来说，任何时代的法律，对每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象唐太宗说的那样：“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者的正义品格是难得可贵的。我们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执法执纪人员，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法执纪人员也要加强自身修养，以独立完整的人格来维护法纪的尊严，要有一种“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以法律为准绳，以法服人心，使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走向正常的轨道。

    不要因小失大

    ——廉政漫说之五

    宋朝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曾说：“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侯也”。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之都的状态，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是国家治乱的“晴雨表”，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道理。

    社会是这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也能以小见大。不注重小节，往往因小失大。

    人有了一点过失，就应在思想上防微杜渐，做到”时见己过，刮磨砥砺。”如果认为过小无伤大节，不以为然，往往就会有大的患祸而至。过失由小渐大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即可促其向好的方面转变，也可向坏的方面衍化，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无思想境界处理好这个“小”与“大”的关系。思想意志薄弱、自我制约能力差的人，往往“以小恶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解。《周易·系辞下》）分析腐败分子走向堕落的原因，都是在这“小”与“大”的渐变中走向毁灭的。

    战国时公仪休做了鲁国的宰相，因为他喜欢吃鱼，便时时有人送来，他一概拒绝，且有高论：喜欢吃鱼才不接受别人送鱼，倘若接受，理亏而枉法，枉法而失掉官职，连自己也买不成鱼了。这位公仪休很有点眼光，把“小”与“大”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注重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视身后的大得失，是愚蠢的事。好些人都不能领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深刻道理。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小”与“大”的道理很简单，又很重要，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要时时拂扫思想镜子上的灰尘，做到“胸中全无一点尘”，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画个光荣的句号

    ——廉政漫说之六

    以前读宋朝诗人朱敦儒词，感其词有豪迈狂逸之气，后读《宋史》略知其人品。其早年“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曾几次被朝廷召见，都被他辞决。后经友人劝说“始幡然而起。”曾官至兵部郎官，两浙提典别狱。后来，被弹劾为“专搞异论”而罢职请归。可见其有高节。然晚年，“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喜亦好诗，於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少卿。桧死，敦儒也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逐，故其节不终云。”这位朱敦儒在宦海中几经浮沉，最后终因“老怀舐犊之爱”，为奸臣秦桧所用，在史书上落了个“晚节不终”的名。

    在生活中，一个人做一阵子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人不容易。好些人前半生的功业不可谓不辉煌，然而到了晚年，放松了思想防范，觉得“船到码头货到站”，该享受享受了；或和社会上的“暴发户”去比较，觉得吃亏了，白干了大半生，于是产生象列宁描述贪婪的小私有者那样：“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私利，为了子女的就业、升学、置家、出国，不惜践踏党纪国法。象花甲之年的海南省建设银行行长唐菊秋受贿被判刑七年，大丘庄前农工商总经理禹作敏被判刑二十年的教训都是令人沉思的。

    孔子早就告试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对中老年干部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人要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光荣的句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离岗不离“位”，党员这个岗是没有退位的，直至“盖棺论定”。

    老画家董寿平说：“人老之后，就要慎物绝缘，平淡天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如达到如此思想境界，不仅能保持晚节，也能颐养天年。

    要过好子女关

    ——廉政漫说之七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高级干部推荐过《战国策》中《触詟说太后》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对子女的两种爱法：一种是“妇人之爱”，一种是“丈夫之爱”。

    所谓“妇人之爱”，就是以子女个人利益为核心，时时刻刻去维护它，甚至不惜和社会利益及法纪相抵触。而“丈夫之爱”是把子女放在社会环境中锻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子”之法。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一些先达的模范行动，表现出高尚的情操。

    后汉著名学者扬震，曾官至司徒、太尉等职，他的故旧见他家境不富裕，“子孙常蔬食步行”，劝他有权时置些产业，留给子孙，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林则徐也不愿留下钱财成为子孙的累赘。他留给子孙一副名联：“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在教育子女上，却是有口皆碑的。他常告诫儿子奉公守法，不许子弟“恃父势”去结交官员。他告诫长子纪泽：“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个奢字，傲字。”又谕次子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儿子应试前他谆谆告诫，”场前不可与考官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的儿孙后来都很有成就。

    在现代，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要求子女严格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程度。他一生辛劳，积攒了大量财富，都捐给了社会，没给子孙留下一分钱。儿子陈国庆毕业以后进他办的工厂当工人，每月挣工资中最低的一等，而且是全部生活费用。他要求儿子和工人一样上工，三顿饭都在工厂里排队吃食堂。一次募捐，每人捐3元钱，陈国庆觉得实在困难，去求他父亲，被陈嘉庚坚决拒绝。他说几块钱对于我是太小的事。但我就是要从这些小事上培养你的自立能力。普通工人能做到的事，陈嘉庚的儿子就应该做得到。”

    毛泽东更是教子的典范。

    一九四六年，毛岸英从莫斯科毕业后回到延安，毛泽东把他送到枣园上“劳动大学”，与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最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比一般老百姓吃苦还多。他对岸英说：“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抗美援朝时，他又象普通百姓一样，送儿子到朝鲜战场。岸英牺牲后，又长埋于异国他乡。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李讷，與从未沾过一点特殊的光。她也象普通中国人一样过日子，既要为柴米油盐和水电费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以致熟悉李讷的人说：“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辛苦了！”

    前辈们的行为足以让上那些以权为子女谋的人汗颜，也足以警示我们，要过好子女关。

    温公客位榜的启示

    ——廉政漫说之八

    宋朝洪迈在《客斋随笔》中，曾记一则“温公客位榜”的故事：

    “司马温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阙遣，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俱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所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筒分付吏人，令传人，光得于朝省众官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

    温公，即宋朝名臣司马光。他以品行高洁、政绩卓著称道于世。据史料记载：“公於物淡然无所好，惟与德义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巳……。”这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淡然名利，保持清如水的品质，因而敢于向世人昭示自己的观点，让世人敦促自己的言行。

    这篇榜稿，无疑是一篇自警自励自我约束的檄文。综为一点，就是要求身边的人以国家之务为重，议事处世，要出以公心，不得以私人关系来干预公事，谋取私利，这足以看出他的坦荡胸怀。他自信自己的行为“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地”，无须掩饰，无需掺杂任何杂念地把赤诚之心袒露给大家。象他这样位居高位的人公开严格要求自己，无疑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清朝康熙年间，也有这样一位重名节的督抚叫张清恪，他曾在自家堂前悬挂一张《禁止馈送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取一文我不值一文。”

    由此看来，清正廉洁的人，都敢于公开让世人监督自己，因为他心底无私无欲，无欲则刚，要求起别人来，必然有说服力，有号召力，让他去管理一地，必然政令畅通，风气淳正。

    当今社会，更不乏其人，其中犹以湖南省华容县县委书记陈满生提出的公开约束典型。不妨录之，与大家共识：

    1、减办公用费。报刊杂志除自费的外，我的办公室只留两报一刊，其余全部谢退。属我办公用具，未经我许，概不更换新添。2、紧缩应酬往来。凡县内各类会议、活动，有需我参加者，口头或转达即可，一概拒绝请柬。无特殊情况，外来宾客，皆不陪餐。3、兴徒步简车。单个外出开会，若不属晚间赶程。不再专车接送，下乡调查，尽量搭乘客车。4、拒各类送礼。5、严亲朋好友。如有以我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之名，到县内各单位联系工作、交涉业务、寻求资助者，请均平等对待。万不可特殊优厚。若不从者，日后‘恩将仇报’，对有关人员从严处之。”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敢于公开让群众来监督，事事以身作则，就会产生民服其德的效应。社会风气如风行草偃得到根本好转。

    “玩物”不可“丧志”

    ——廉政漫说之九

    人都有“礼乐滨纷极耳目之娱”的情趣。如何对待这“情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有的人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有的人则走向“玩物丧志”的极端。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很精于玩的民族，玩古董、玩蛐蛐、玩花鸟、玩山、玩水、玩麻将……好多人在玩中消磨了意志，历史上甚至有的因玩断送了国家的命运的教训。

    南宋后主李煜，醉心于歌舞词赋，结果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只留下“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遗憾；宋朝宰相贾似道，在元兵围攻襄樊，宋朝就要灭亡的时刻，竟然还与群妾爬在地上斗蟋蟀；“暖阁才人笼蟋蟀，昼长无事为欢娱”，这是明人吴伟业写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的情形。朱瞻基是个昏庸的“蟋蟀皇帝”，他对珠宝及花木鸟兽等玩物追求不已，尤好斗蟋蟀，哪还有心思治理国家？至于“焚香鼓琴白昼静，吟诗瀹茗青春闲”，“放旷杯酒间“者，更不可胜数。连陆游这样勤奋的诗人，也曾因酒误事，发出“山寒酒过平时量，窗黑书亏半日功”的感叹。

    古来贤者和有识之士，都把玩物和宴游斥为“邪恶”之道。孔子曾斥赌博、斗鸡等行为是“兼行恶道”。孟子把赌博斥为“五不孝”之一。

    晋朝的陶侃告诫人们：“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明朝学者顾炎武，每见人宴饮终日，辄为攒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虚度矣”！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则载书数麓同随。旅店小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因而最是瞧不起荒游度日的人了。

    清人李沂也指责过沉溺于游玩之乐的人，“窃见人於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莫不殚精竭力而为之，至于读书则否。……苟以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之精神用之于读书，则识见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学问日益富。”（《秋星阁诗话》）劝诫人们把精力用在读书长知识上，做有益于世的人。

    大凡上进的人，对游玩之逸趣，必有节制，首先考虑的是“立功天地”的事，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学习和创造业绩上。稍有闲暇，蓄一些爱好，也无伤大志。象郑板桥评苏轼那样：“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宦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关键是做到心中有“以天地万物为心”的主导意识，游艺闲趣能审其轻重，不至于荒废正业。又如梁启超先生素有嗜麻将的爱好，他自己说“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但正如粱实秋先生所说：“有任公先生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梁启超先生修养淳高，能把握住自己，所以未影响他成为著名的学者、导师。我们一般人则很难做到。应特别提醒自己，有所爱好，也有所节制，一旦沉溺下去，就会荒时废业了。在生活中既要保持乐趣，也要保持生活的风操，保持向上的精神，这对青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遗子孙“清白”

    ——廉政漫说之十一

    后汉杨震位极人臣，但因为官清廉，子孙吃饭以蔬食为主。外出也没有车马。所以老朋友中有人建议他为子孙置点产业，扬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见《后汉书·扬震传》。

    以杨震这样显宦之人，手中的权力若向自己和子女倾斜一点，不用说为子孙留下万贯家产，总不致于连肉都吃不上。但杨震是从更长远考虑，他要子孙在清贫中成长，在清贫的生活中磨炼操守，靠自己的奋斗在世上立足，这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无独有偶，唐代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据《隋书·房彦谦传》记载：房家有祖上留下的产业，很是富有，但房彦谦做官后，把家产和俸禄都用来救济亲戚朋友，以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用的车马，衣服和器具都“务存素俭”。他以自身言行为子孙做榜样。“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然因此导致钱财空乏，仍然自得其乐。他曾坦然地对儿子房玄龄说：“从（别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纵观世人，以官致富者，多如牛毛。以官致贫者，却凤毛麟角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不和那些“因禄富”的人去攀比。攀比心理也是导致一个人走向堕落的因素。一些人就是这样，你能借手中权力捞好处，我为什么不能借工作之便有所取。你有车子、房子、票子，我也要想方设法得到。正常渠道获取，本无可非议，就怕取不义之财。许多人就是这样走向毁灭。这种”奔波”，是人性的一种变异，是为物所累，不仅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留下财产，也给子孙留下祸根。“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钱财对一个人的道德和能力培养来说，起一种消蚀的作用，还不如在清贫的条件下，为了创造生活，有奋发向上的动力，不断地去进取，靠自己奋斗得到的幸福，也享之坦然，韵味余长。

    古代贤者的这种做法，主要是杜绝子女的依赖性。古人是深知”艰难困苦，玉汝成玉”的道理的。倘若子孙躺在万贯家产上，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就会产生惰性，不思进取，成为玩鸡斗狗的纨绔子弟，直到把家产挥霍殆尽。财产没有是小事，家族败落、子孙颓废是大事。因而在物质环境上，不给子孙创造一点依赖的条件，让子孙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梁朝人徐勉曾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子孙才也，则向致辎车并。如其不才，终为他有。”《梁书·徐勉传》后一句说得非常深刻，子孙有才，靠他们自己的努力，照样可以乘上车（掌权的象征），不愁富贵。如果子孙不才，就是留下财产也守不住，最终还是归他人所有。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箴常作灾”。（宋·黄山谷〉遗子孙以清白，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做法。在教育子女方面，创造什么固然重要，留下什么也很重要。“祸不出所憎，常出所爱。”（汉·傅干）爱的途径和方法是每个父母都应慎重选择的。有的人终身都在为子女谋，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福祸相依，也许断送子孙的正是你。

    事业·家庭·爱情

    人生进步的动力很多，爱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源。

    在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纯洁的爱情一直就是激发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爱成为一个永恒的精神主题。在生活中，爱情也是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人生不可忽视的动力。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就曾把对爱情的渴望作为支配自己一生的激情之一。当爱情走进家庭后，对事业更显得至关重要。处理得好，可以促进人事业成功，处理不好，就可导致人才能沉没。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一方的牺牲，承担起主要家庭负担，为一方创造条件，臻其事业成功。马克思和燕妮的关系如是。

    一种是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不计较生活的一些方面，相互砥砺，共同走向成功。许多知识分子家庭多是这样。如科学家居里夫妇，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夫妇。

    一种是“对立型”，一方有事业心，一方沉溺于个人生活，相互不理解，相互抵触，逐步消磨了对事业的热情，使人走向消沉。

    至于双方都无事业心，都沉醉在个人生活小圈子的家庭，就无讨论的意义了。

    第一种现象，是令我们羡慕的。第二种现象，不是我们所苛求的。而第三种现象，是一般人常遇到且需认真对待的。在生活中，好多人都有这种不协调，处在一种“永恒的挣扎”（劳伦斯语）中。有的人，本来很有才华，一旦组成家庭，就销声匿迹了。有的冲破阻力，却给家庭带来危机。有的在长久摩擦中去改变，却把美好时光都错过，由此而导致心理失衡，家庭失衡，社会失衡。这是令人叹息的。

    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注定要担起家庭的重担，要作出种种付出和牺牲，甚至影响到事业。有位作家曾遗憾地说：造物主造物的方法太不合理，把青春的位置放在生命过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折磨于生活重担之下。倘若他有造人之权，要象蝴蝶虫类那样，幼虫时期就作完各种可厌恶的营生工作。但这毕竟是一种想象，家庭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重视它。

    我们应该把家庭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建立家庭，要从中获得什么。恩格斯在谈到爱的概念时候说，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能成为独立的、孤立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另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这是很精辟的分析，人在家庭中最根本的获取是既要有爱的温馨，又要有事业的力量，家庭在社会运行的轨道中，是我们小憩的港湾，是我们补充能源的加油站。衡量一个家庭在社会上有无地位，是否是社会肌体上富有生命力的细胞，不是看男女双方为家庭贡献多少，而是看这个家庭为社会贡献多少，那些局限在个人利益小圈子里的家庭，总是显得黯淡无光。只有靠智慧勤奋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家庭才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的家庭中，夫妻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也正象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高尚的爱是两个灵魂的息息相通。”这样的家庭，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活跃基因。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青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让更多的“常春藤”，沿着我们的额“攀援上升”吧！

    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

    据说，对“家”字的一种解释是：屋子里住着一种动物。

    这屋下，不管是“豕”也好，还是衍化为专指人的居所，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那么重要。未成年时，那是你“成蛹”的壳；待你放飞独立撑起一个家，那是你生命的港湾。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倦鸟终要归巢，你要回家享受那一片温馨，承担起那份责任……在中国，家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们的祖宗把治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早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那么，家就是国的缩影了。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家，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决定的，它制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开放改革的大环境下，家的观念也受到冲击。不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在解体，连夫妻一孩的“三角形”家庭也经受各种考验。在一些人眼里，爱的吸引力似乎不如外面的世界魅力大，对家的感情正在淡化，对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有的竟感觉有了家，就象有一座大山压在肩上。更有甚者，做出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事了。

    应当说，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心的丧失。两个人一旦组成家庭，就产生了契约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情爱，而是融进了强烈的责任感。生与死，痛苦与快乐，幸福与磨难，都寄付在家这只小船上。如果两个人有哪一个不同心用力去撑船，它都不会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一个人，你可以不要家庭，但不可以没有责任感，有了家庭，责任感就更大。

    组建了家庭，双方就意味着要承担起不可推倭的责任，就要对家庭成员负责，这是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家庭内，但都往往波及到社会，形成社会问题，那么，人们承担的就不仅仅是家庭责任，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了。这又回到孟子说的那句话上：“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男人就要更严格求之于自身。如果一身不能立，就无以言家，更无以言国了。另外，我们生活在大改革、大变化的年代，每个人的精神上、心理上都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工资上的，物价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思想观念上……人的感情变得很脆弱，人们更应珍惜夫妻之间的感情，珍惜家的温情，夫妻携手迎接各种挑战。实际上一个人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什么苦恼，最能使之在精神上得以解脱的，不还是“家”吗？

    男人在外，你是否时刻都想着：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文论·诗歌·散文

    读书与作诗

    我们说读书与作诗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像宋代一些诗人说的那样：“诗句高胜，当从学问中来。”（宋·黄庭坚语）钻进书本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说通过多读书，“以养其气”一一提高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借鉴写作技巧。

    青年诗人吴晓曾提出现代诗应与神话、史诗在全新意义上的融合。且不论这种提法对历史反思的价值，就其内容上说，要想结合，必然先对神话、史诗有一定的了解。再则，从我国文学发展的源头看，中国文学始于《诗经》也好，始于“卜辞文学”也罢，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对当代文学有借鉴作用，不读书何以知之呢？有人提出作家要“学者化”，就是要作家知识博一些。

    丰富的知识能充实诗的内容，增进诗的深度力度。孙昕晨《过诗人墓》诗，曾这样写陈子昂：“抱头哭过，仰天笑过／疯狂地爱过，刻骨地恨过／倚剑咆哮过，抚膺叹息过／如今，静静地睡在这里／几百年风雨撩不动你苦吟的须髯。”

    如果不通过读书了解陈子昂的生平，怎能概括其生平与性格，怎能在立意上卓然标新呢？

    多读书对提高写作技巧有裨益。古人说：“能观千剑则晓剑”、“能读千赋则善赋”的道理就在此。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公认的名句，其实在技巧上是借鉴了庚信《写射赋》中“落花与芒盖齐飞，杨柳共春天一色”。陈毅将军《赠缅甸友人》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在艺术手法上也借鉴了李云仪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因能熟记，随手拈来，点铁成金为新的意境。

    清人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对读书与作诗的关系概括很全面：“读书非为诗也，而写诗不可不读书。诗须识高，而非读书则识不高；诗须力厚，而非读书则力不厚；诗须学富，而非读书则学不富。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由读书多也。故其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处。”

    为诗者当以此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