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法国精神分析专家julian de ajuriaguerra(1959)在日内瓦在学界中提出一个法语新词——“surdoue”(超天赋),用来定义那些“具备超出同龄人平均水平的较高天赋的儿童”。在此之后,“haut potentiel”(高潜能)和“enfant intellectuellement precoce”(智力早熟儿童)、“manifeestant des aptitudes particulieres”(表现出特殊天分)等术语先后在法国学界、教育政策界得到普及。
事实上,在julian de ajuriaguerra之前,有特别天赋的孩子已经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1905年,受法国公共教育部长委托,实验心理学家alfred binet与theodore simon合作制定了一套智力量表。这套量表服务于自1882年《费里法案》(loi jules ferry)出台以来的义务教育教学计划的制订,主要用以发现巴黎市内学校中的落后生。1910年,binet提出,法国当前的教育并不适合过于聪慧的儿童,他认为应该为那些“超正常”(surnormaux)的孩子设立合适他们的班级。binet的观点引起了更多精神、心理学家以及教育政策界对此问题的关注。1920年,在法国学校筛选新生之际,精神病科医生eouard toulouse认为有4%至5%的“超正常”(surnormaux)的孩子。1947年7月,法国教育改革研究的内阁委员会(la commission ministerielle detudes pour la reforme de lenseignement)在其制订的《朗之万—瓦龙教育改革计划案》(plan langevinwallon)中提出,除了“共同教育”(enseignement commun),还应该有选择性教育(enseignement optionnel)。选择性教育可以不按年龄,而是根据孩子的天赋分班,“这样就能解决所谓‘超正常孩子’的问题。他们通常在某些智力领域较为早熟,但是缺乏更年长孩子的经历和个性的成熟,将他们集合起来进行教育总是不无弊病。另一方面,将他们集合在一个特殊的班级中,可能导致危险的智力催熟,姑且不论对他们性格培育的种种危险。更何况,早熟并不总意味着最终的优势。”
然而,政府教育政策文本中并没有纳入这些“超正常”的孩子。事实上,并非所有专家都将“智力早熟”作为一个问题。例如,像philippe meirieux这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就曾表明:“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超天赋的孩子,我只知道存在超天赋孩子的父母”,在他看来,“超正常”的只是受父母推动或者被父母高估的孩子。
然而,事实上一部分“超正常的孩子”在学习生活和家庭中确实表现出一些问题。尽管这部分人数并不多2002年的报告指出,在智力早熟的孩子中间,大部分(大约三分之二)的孩子并没有表现出突出的问题。,但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却引人注意。最早是一些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主要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即小学和初中)出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和不良状态:无法适应学校,因而感到孤单、无聊、激动,对学校反感……严重的甚至打算弃学。为此,不少家长们求助于一些心理诊所(通常是一些私人诊所)对孩子进行智商测试191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路易斯·特曼(lewis m.terman)拓展了比纳量表。之后,智商测试商业化,并很快成为一个产业。,结果却发现他们孩子的智商非但没有问题,而且很高。为什么高智商的孩子却不适应学校生活,或者遭遇学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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