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士人传播——分论（上）

接熟者，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机辩敏悟，怪奇迥特，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

    唐代的笔记小说承续魏晋遗韵而大畅其风，至中唐以后更是蔚为大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得好，“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笔记小说的数量，“仅据书志目录和《太平广记》诸书著录记载，约有二百七十种左右（其中极少数属于隋、五代时期作品），保存至今者尚有一百六十五种左右，其中作为专集形式传至今日者约有四十余种，余者多属残本、辑佚本以及敦煌残卷。这些作品散见于《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五朝小说》、《稗海》、《类说》、《古今说海》、《笔记小说大观》、《顾氏文房小说》以及《香艳丛书》、《藕香零拾》、《琳琅密室》、《啸园丛书》、《学津讨原》等丛书”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4页。这些文人撰述，内容广博，丰富多彩，天上人间古往今来“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明代李云鹄称《酉阳杂俎》语）转引自（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言，1页。将它们展开来，简直就是一幅有声有色的唐代风情画，一部林林总总的新闻大世界。其传播的意图即广见闻、传播的内容即求新奇、传播的手段即仿文史等，都属新闻事业发轫阶段的典型征候。

    前面在论述唐代的官方新闻传播时，我们曾依据中唐以后日见其多的新闻信——进奏院状报，而将中国新闻事业的萌发期大致定在中晚唐。如果说这一论断当时还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哲学的直感，那么现在通过解剖唐代文人笔记我们的认识便获得更坚实的物证。以往，说起笔记来人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其内容，而对笔记的缘起与脉络也只是从文体的演化方面考察。这一由来已久的共识自有其合理的一面。问题是，作为一种传播形式，笔记为什么不早不晚恰好在中唐前后或者说与《开元杂报》几乎平行的时期勃然兴起呢？笔记之兴起于唐宋仅属随机的发展与无谓的巧合么？显然不是。当人们说起唐宋笔记以及明清笔记时觉得就像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般的自然正常，而若说魏晋笔记就会觉得有点反常，尽管北朝有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南朝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倘说两汉笔记已感莫名其妙，虽说应邵的《风俗通义》已具笔记性质，至于先秦笔记更是闻所未闻了。如果沿着新闻传播活动演进的轨迹踏勘，我们会明显看出唐代中叶之于中国传播史实为一道判别两域的分水岭：之前如干旱少雨的荒漠，之后若雨水充沛的草原；之前的新闻传播处在无序自发状态，之后则渐入有序自觉情境；之前可称新闻活动，之后始有新闻事业。而唐人笔记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应运而生的。

    观察历史的进程，自来有两大思路，一是从纷杂的史实中概括盛衰兴替的规律，一是从先验的理路上分析一盘散沙的史实。前者是归纳的思路，后者是演绎的思路。对史家而言，归纳总是正统，而演绎常似异端。其实，二者各有适用的范围，都不可偏废。因为，究竟是形形色色的历史行为在其展开的过程中形成了如此这般的历史规律，还是神秘莫测似大道之行的历史规律先已在整体运行上判定了具体的历史程序，这恐怕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谁也无法断言。就探究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而论，我们既倚重无证不信的史实，也信赖斯宾格勒一类历史哲学家的慧眼。我们觉得，新闻事业的诞生诚然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直接相关，但也未尝不是受某种预定的、非此不可的历史规律或所谓天行大道的制约。即以近代新闻事业为例，表面上看它显然属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活跃、社会开放等名目的综合产物，但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审视，它无非是近代文明大潮涌动的自然结果。唐代新闻事业的发生也是如此：归根结底源于文明形态由古典向近世的嬗变。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机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催生了新闻事业的幼芽，而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恐怕还在于世态人心的换位，即由英雄主义向世俗趣味、由贵族情结向平民意识的趋近。这是一次非比寻常而又看似寻常的转变：中国历史由此开始走出古典氛围，并向明清的近世形态蜕变，正如先秦时代那一“文明的突破”使华夏民族走出原始的巫术氛围而跃入文明的境界。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发生于唐宋之际的这一文明“转型”中，向来代表世风的士人自然得风气之先，从而表现得尤为活跃和突出。从这个角度看，唐宋笔记的大兴就不仅仅只是文体的问题，其时新闻事业伴随近世化潮流而隐隐生成的背景，对这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应该更具决定意义。如此众多的士人，以如此旺盛的热情，写下如此丰富多彩信息充盈的笔记，若没有整个社会所提供的传播交流的需要与可能，没有集体意识所呈现的普遍好奇与关注便是不可思议的。当我们把士人系统的笔记小说与宫廷系统的进奏院状报（实即早期的新闻信）以及民间系统的讲唱文本这些几乎同时兴起的传播方式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则唐世传播图景的深层意义就更为清晰明显了。

    不管各国新闻事业的早期拓荒者是不是都能明确意识到他们个人行为的意义，他们的传播活动所含的开拓进取内容都必然意味着与正统的疏离。这在西方可能表现为争取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的种种言行，而在中国古代就显示为不与朝廷抗命却又溢出宫禁的各行其是，如以前谈过的进奏院状报和这里谈到的笔记小说。在中国传统的话语谱系中，笔记小说属私家撰述的稗史，或者是意含贬损的野史，与宫廷编修的国朝或前朝正史判为两途。正史稗史代为不绝，唯至唐代，正史正式归入史馆，稗史则演为大行于世的笔记小说，从此二者并列平行各不相涉。这一间隔与疏离最初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客观上却为新闻事业的萌发创造了历史契机，这恐怕是谁都始料未及的。陈寅恪先生曾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针对官私史料的弊端写道：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这是站在史家的立场上说的。如果把视角换成新闻传播，那么陈寅恪先生的不刊之论等于概括了宫廷新闻与私家传闻的优劣利弊，同时也无异于彰显出正史与稗史、正统与偏流、中心与边缘的分道扬镳。关于私家报道的具体情形，我们将在下节探讨，这里作为对比不妨先来看一则《旧唐书》的实例：

    （许）敬宗自（从）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许）善心同为宇文化及（在扬州杀隋炀帝时）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虞）世基被诛，（其弟虞）世南匍匐而请代；（许）善心之死，（许）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封）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钱九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开国元勋）同卷。

    此例或许比较特殊，但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唐人笔记

    下面让我们从新闻传播的视角上，重点翻阅几本流传较为广泛的唐人笔记，以便具体察看一下这一士人传播的方式。

    《隋唐嘉话》作者刘，是刘知几的次子，与乃父一样都是知名于时的史官。他的《隋唐嘉话》仿《世说新语》体裁，大致按时序记述从隋代到唐代天宝年间一些闻人的言行故事，而有关唐太宗一人的条目就占全书的二分之一。由于作者身为史官，又常受父亲的耳提面命，因而《隋唐嘉话》无论记人还是叙事，都堪称实录，一向被视为“研究唐前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9页。比如下面两条记述，对了解唐代驿传都颇有价值。

    郑公（魏征）之薨，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后为人所（离）间，诏令仆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此举也。”即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

    征辽之役，梁公（房玄龄）留守西京，敕以便宜从事不请。或诣留后称有密者，梁公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乃驿递赴行在，及车驾于相州。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反者为谁，曰：“房玄龄。”帝曰：“果然。”叱令腰斩（告者）。《隋唐嘉话》卷上。

    《大唐新语》又名《大唐世说新语》,作者刘肃,身世不详，约为宪宗元和时人。书成于元和二年（807），资料来源多属传闻，“全采风谣”（序言），内容起自高祖武德之初，止于代宗大历之末。全书按类别分为三十篇，计有匡赞、规谏、极谏、刚正、公直、清廉、持法、政能、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识量、容恕、知微、聪敏、文章、著述、从善、谀佞、厘革、隐逸、褒赐、惩诫、劝励、酷忍、谐谑、记异、郊禅。每篇或记人物故事，或叙掌故传说，少则五、七条，多则二、三十条，凡三百五十三条。“书中内容广泛，‘事关政权’，可以补充订正史籍，具有较高文献资料价值。”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8页。如下面这条就被《资治通鉴》所采用：

    （御史大夫杨再思）见（张）易之弟（张）昌宗以貌美被（武后）宠，因谀之曰：“人言六郎似莲花。再思以为不然，只是莲花似六郎耳。”……天下名士视再思为粪土也。

    《大唐新语》卷9。

    《朝野佥载》作者张，武后时代人，以词章知名。时人谓其文“如青铜钱，万拣万中，未闻退时”，故有“青铜学士”之称，“暹罗、日本使入朝，咸使人就写文章而去”（《大唐新语》卷8）。其《游仙窟》一文，为唐传奇的名作。《朝野佥载》以记述武后时代的事迹为主，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尚与人物面貌，多为作者耳闻目睹的一手资料，向为史家所重。本书比较突出地表现了笔记小说追求趣味、有闻必录的倾向，如下面两条所示：

    则天时，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朝野佥载》卷5。

    （武后面首）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贴柱，琉璃沉香为饰。夜有鬼书其壁曰：“能得几时（乐）？”令削去，明日复书之。前后六、七（次），易之乃题其下曰：“一月（或作一日）即足。”自是不复更书。《朝野佥载》卷6。

    这两条都被司马光采入《资治通鉴》。前条中的“则天甚愧”一语，经司马光改为“后大惭”，愈见其味；后条中的鬼书其壁，被改成人书其壁，则合乎情理。

    《唐国史补》又名《国史补》，作者李肇，为中唐时人，曾任翰林学士。本书序称：“昔刘集小说（指《隋唐嘉话》），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安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或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全书共三百零八条，“为后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唐代社会风俗、政界传闻、人物事迹、文学掌故的史料”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7页。如贵妃好荔枝、京师尚牡丹、李白命高力士脱靴等都广播人口。德宗览李晟收复京城的露布而感泣失声一事，即出自《国史补》，后采入《资治通鉴》。下面两条一同驿舍有关，一同信鸽有关：

    王某云，往年任同州，见御史出按回，止州驿，经宿不发。忽索杂案，又取印历，锁驿甚急。一州大扰。有老吏窃哂，乃因（借助）庖人以通宪胥，许百缣为赠。明日未明，已启驿门，尽还案牍。御史乘马而去。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舶最大。……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唐国史补》卷下。

    下面一条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条新闻花絮：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痛哭，华阴（县）令百计取之乃下。《唐国史补》卷中。

    《封氏闻见记》封氏指作者封演，闻见记表明是亲闻亲见的琐记。该书约成于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记事约百条，“对研究唐史具有极其重要价值”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196页。下举两条都涉及传播：

    选人王翰颇攻篇什，而迹浮伪，乃窃定海内文人百有余人，分作九等，高自标置，与张说、李邕并居第一，自余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东街张之，甚于长名。观者万计，莫不切齿。《封氏闻见记》卷3。

    进士河东薛胜为《拔河赋》，其辞甚美，时人竞传之。《封氏闻见记》卷6。

    《开元天宝遗事》大唐盛世至开元天宝而臻于辉煌的顶峰，同时也就从这顶峰上陡然崩溃。这一“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强烈对比与刺激，给唐人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心理创痛，他们的愤懑、疑惑、不甘与痛惜之情经由各种渠道表露出来，其中笔记小说便为一途。巧的是，这一颇堪检省的历史时期偏同一位风流倜傥、既有才干又有个性的皇帝连在一起，而他偏巧又同一位“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女子产生了一段此恨绵绵的爱情，还由此导致了一幕惊天动地的悲剧，从而为这段痛史平添了一段浪漫的情调和传奇的韵味。于是，元稹那首《行宫》里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便凝为后人谈论此节变故的永恒意象。从中唐以后，陆续出现了一批有关开元天宝时事的笔记小说，举其要者有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郭湜的《高力士外传》、五代时人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和宋人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等。“这些作品，多采自前朝旧闻，或搜之里巷琐谈，凡朝廷大事、宫闱秘闻、社会风尚、百戏杂技、名人趣闻，无不涉及。……其间虽然真伪杂糅，时涉神怪，但由于多属时人所记或后人得自前人目击者的亲述，所以仍具有一定社会史料价值，有的可补正史之阙。”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07页。其中较典型者当属《开元天宝遗事》。本书据社会传闻撰述，内容多有不实，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摘出了它的四处硬伤，称其“盖尾巷相传，语多失实”，“（王）仁裕采摭于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容斋随笔》卷1。但书中的有些记述还是相当真确可靠的，因此常被作为信史材料使用，像下面两条就是如此：

    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贴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也。《开元天宝遗事》卷下。

    杨国忠权倾天下，四方之士，争诣其门。进士张彖者，陕州人也。力学有大名，志气高大，未尝低折于人。人有劝彖令修谒国忠，可图显荣，彖曰：“尔辈以为杨公之势，倚靠如太山，以吾所见，乃冰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际，则此山当误人尔。”后果如其言，时人美张生见机。《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酉阳杂俎》作者段成式，为宪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子，先祖段志玄乃太宗麾下一员名将，可谓簪缨世家。段成式在晚唐文坛与温庭筠、李商隐齐名，三人都排行十六，故“时号三十六”（《旧唐书·李商隐传》）。他的《酉阳杂俎》内容广博，资料丰富，堪称唐人笔记的代表作，“自唐以来，推为小说家之翘楚，莫或废也”（《四库全书总目》）。仅以《太平广记》为例，征引就达七百零七处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00页。居《太平广记》所引唐代各种笔记之首。我们以前曾多次采用过本书中的材料，加之本书如鲁迅先生所言“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中国小说史略》），真是举不胜举，因而这里仅从中列出一条轶事，即称岳父为泰山一典的由来：

    明皇封禅泰山。（张）说为封禅使。（张）说女婿郑镒，本九品官，旧例封禅后，自三公以下皆迁转一级，惟郑镒因（岳父张）说骤迁五品（五品以上就属于高级干部），兼赐绯服。因大脯次，玄宗见（郑）镒官位腾跃，怪而问之，镒无词以对。黄幡绰（玄宗身边得宠的俳优伶人）曰：“此乃泰山之力也。”《酉阳杂俎》前集卷12。

    《尚书故实》作者李绰，身世不详，唐末曾任过朝官。据此书序称，李绰曾与一位张尚书一同避难乡间，“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容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作《尚书故实》。”也就是说，他是根据张尚书的闲聊话题撰述此书的，看重的是趣味性强的奇闻异事，如这一条：

    又说洛中顷年有僧得数粒所谓舍利子，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灯，檀施之利，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瞻，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闻喜，遂赠二百缗，仍取万病丸与吃，俄顷泻痢，以盆盎盛贮，濯而收之。

    比《尚书故实》稍晚的《刘宾客嘉话录》，也是作者韦绚在从学于刘禹锡、坐而语论之际，聆听默记的一些国朝琐事。据四库馆臣考订，此书近一半的内容即三十九条记述，“皆全与李绰《尚书故实》相同，间改窜一二句”。撇开是非不论，此事表明《尚书故实》成书后立刻就传播开了，其时效性值得注意。倘非如此，便不可能出现韦绚的抄袭之举。不过，下面一条却是韦绚采写的独家新闻：

    刘仆射晏五鼓入朝，中路见卖蒸胡之处，势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且谓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东观奏记》作者裴廷裕,出自宰相世家，唐末屡历清要，时称“文笔敏捷，号为下水船”（《唐摭言》）。据此书序称，9世纪末杜让能为宰相，监修国史，裴廷裕等专修宣宗（847至858年在位）实录，后来此事久拖不决，他便“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东观奏记》）。非编年之史（正史），未敢闻于县官（皇帝），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杜让能）藏之于阁，以备讨论”。东观，是汉代宫廷的藏书之处，后成史馆别称，刘知几曾说自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史通·自叙》）。《东观奏记》一书，与李浚的《松窗杂录》、苏鹗的《杜阳杂编》、张固的《幽闲鼓吹》、范摅的《云溪友议》、高彦休的《唐阙史》、无名氏的《桂苑丛谈》和《玉泉子闻见真录》等，均属晚唐时人的笔记，且多记晚唐时事。如虽题冯翊著而真情不明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15页。的《桂苑丛谈》里“崔张自称侠”一条，就记述了诗人张祜被所谓侠客骗走钱财的滑稽事：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兴，即自称豪侠。……崔因醉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张真侠士也……

    一夕，有非常人装饰甚武，腰剑手囊，贮一物流血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张（祜）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获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否？”张命酒饮之。客曰：“此去三数里有一义士，余欲报之，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可假余十万缗，立欲酬之，是余愿矣。此后赴汤蹈火，为狗为鸡，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纤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

    此事就是《儒林外史》第十二回“侠客虚设人头会”的故事之所本。从中也可见到盛唐使侠任气之风，至晚唐已随世风流转而沦为荒唐可笑之举的蛛丝马迹。另外，值得提及的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其“不少内容为亲见、亲闻、亲历之事，对研究晚唐社会问题颇多参考作用”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223页。仅举一条为例：

    乾符丁酉岁（877）秋七月，诏以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刘公自京将一橐驼至郡，自风而逸于庐山下。南土无此畜，人睹而大惊，因聚徒击射至毙。乃列状于太守曰：“获庐水精。”刘公讶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驼也。”乃命瘗（掩埋）于江堧。

    《北梦琐言》作者孙光宪，为五代时人，其书内容多采自社会传言，但写作态度甚为谨严，“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后濡毫”（《北梦琐言》序）。书中多记晚唐五代皇室、宰辅、酷吏、藩镇、科举、社会习俗及文人僧道之事，历来被视为晚唐五代时期的社会写真，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多所采用。像下面一条，就常为士林播传：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揽焉。但恐回吾之心。”其见抑也如此。《北梦琐言》卷1。

    笔记之作至五代而更趋繁盛，除了这一士人传播方式内在的演进趋势外，此一发展应该说也得益于礼崩乐坏生民涂炭的现实境况。正像南唐刘崇远（号金华子），在其晚年笔记之作《金华子杂编》中所言：

    爰及乱离，于故基迹，或叹或泣，凄咽仆柰。……并成人宦游之后，其间耳目谙详，公私变易，知闻传载，可系铅椠者（指刻本）。渐恐年代寝远，知者已疏，更虑积薪沉故，遗绝堪惜，宜编序者，即随而释之云尔。

    晚唐笔记小说中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一项发展，是出现了明确以“新闻”为题的撰述。尽管当时新闻一词的意谓与今天的不尽相同，但毕竟流露了一缕前所未有的历史新声，同时也更明确地体现了笔记写作与新闻传播的内在关联。从文献资料上看，迄今所存的此种笔记只有两部，一是《锦里新闻》，一是《南楚新闻》。《锦里新闻》的作者可能是段成式姚福申先生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的著录，断言《锦里新闻》三卷为段成式所撰。推测其内容当与锦江所在的蜀中有关，宋人句延庆的《锦里耆旧传》即述前蜀与后蜀之事。《南楚新闻》的作者尉迟枢是五代南唐人氏，中主保大时曾书《中兴佛窟寺碑》刻石（946），立于金陵。《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南楚新闻》三卷，收入小说家类。原本今已不存，逸文三十余则散见于《太平广记》、《说郛》、《绀珠集》、《实宾录》等书，内容以唐代朝野逸闻奇事为主，有关晚唐者尤多。参见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7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尉迟枢”条。以下两条所记捉梢郭使君与看马李仆射的故事，常被后世戏剧小说取作创作题材：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资产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乾符初年……是时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输钱百万于鬻爵者门，以白丁易得横州刺史（治广西横县），遂决还乡。时渚宫新罹王仙芝寇盗，里闾人物，与昔日殊。生归旧居……方知弟妹遇兵乱已亡，独母与一二奴婢处于数间茅屋之下，囊橐荡空，旦夕以纫针为业。生之行李间有二三千缗，缘兹复得苏息。乃佣舟与母赴秩（赴任）。过长江，入湘江，次永州北……夜半忽大风雨，波翻岸崩，树卧枕舟，舟不胜而沉，生与一梢公拽母登岸，仅以获免……母氏以惊得病，数日而殒……既丁忧，遂寓居永郡，孤且贫，又无亲识，日夕厄于冻馁。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颇熟风水间事，遂与往来舟船执梢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为捉梢郭使君。《太平广记》卷499 “郭使君”、“李德权”。另外，同书卷157的“段成式”，卷138的“李玭”，卷257的“张浚伶人”，卷483的“獠妇”和“芋羹”诸条，也都出自《南楚新闻》。

    京华有李光者……以谀佞事田令孜（唐末权倾一时的宦官），令孜嬖焉，为左军使，一旦奏授朔方节度使。敕下翌日无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权，年二十余，令孜遂署剧职。会僖皇幸蜀，乃从令孜扈驾，止成都。……数年之间，（李德权）聚贿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后（陈）敬瑄（田令孜之兄）败，（李德权）为官所捕，乃脱身遁于复州（治湖北沔阳），衣衫百结，丐食道涂。……寻获为牧守圉，人有识者，皆目之为看马李仆射。同上。

    从以上所述的唐人笔记中，我们不难看到笔记之作与新闻报道的相通之处。由此可以推想，唐代士子撰述笔记时的心态应与当今记者采写报道时的心态相去不远，他们都极力从纷综的人事中采撷新奇独到的东西，并力图使之传播开去，为尽可能多的人所知晓。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论及南宋时人的日常生活时曾写道：

    收集奇闻轶事的爱好早在唐代就十分风行，而到了宋代就更加明显。印刷术使得这类著作流传甚广，它们是由一系列的简短故事组成，这些故事均极尽荒唐怪诞之能事，却个个都有其亲眼目击的证人。人名、地名、日期等，均被准确地提供。［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17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就此而论，唐人笔记或许可以说是当时最富新闻传播意识的一种传播方式了。一部小册子似的笔记小说，不就像一份若干版的报纸么？其中的内容不都是琳琅满目可讶可叹么？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信息容量和传播时效的差异（表面的不同略而不计），然而从中世纪至当代，各国的历史都表明传播的容量与时效乃是一个动态的递增过程。今人不能强求古人在报道上分秒必争，更无法奢望动辄几十版乃至几百版的报纸，倒是不妨借鉴一下唐人笔记在传播新闻上的技巧与手法，看看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当代记者称为“易碎品”的新闻，在唐代的士人笔下居然获得了一种永恒的魅力。

    我们觉得，其间因素是否可粗略地归结成三条。第一条是以记人为主。唐人笔记虽然涉及广泛，但每一条记述几乎无不以人带出，无不以人为记述的焦点，即使纯记物事，也总从人处落笔。如《唐国史补》中的这一条：

    长安（武后朝年号，701—704）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毙，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唐国史补》卷中。

    人，是一切社会历史中最生动活跃的基元，所有人类文明归根结底都无非是人的活动、人的投影、人的创造。因而，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永恒的命题。

    第二条是以人的本真面目为主。唐人笔记中形形色色的人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真实的、本色的、与人的共性相通的，他们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即使放在千年之后的当代，即使置于文化背景迥异的异域也不难理解。如《南部新书》中的这一则：

    中书省有磐石，薛道衡为内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诏。后（来其）孙（薛）远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南部新书》甲。

    第三条使唐人笔记获得恒久魅力的因素，就是只记事实不加评判的客观叙述笔法。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本人没有主观倾向，毋宁说他把价值判断寓于不动声色的直白之中。

    上述三条即记人、记活人、记活人之所为，或许就是唐人笔记为今日记者提供的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