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旷朗清风惹人喜苏轼的人生超越

疑。可他没这样做，这说明王安石的人格魅力真的是让人佩服。可惜的是，苏轼没能跟他走在同一战线上，为新法出谋出力。历史，总是让人遗憾的。

    苏轼的这案子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以“诽谤朝廷、妖言惑众”的罪名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而之前给苏轼通风报信的王诜因为泄露机密也受到牵连，被免去一切职务，而苏辙也被贬了官。苏轼从狱中出来，写了两首诗，这两首诗很能代表他此刻的心情。再次，我试举一例加以说明，“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

    苏轼说经历这场灾难后，他也不想再去回想，就当是一场梦吧！而大难不死，真的都有原因吗？苏轼说这话，除了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外，还夹杂着一些难以言表的感叹。个人理解，应该与王安石出手营救有关。毕竟，他们两个是“敌人”啊！然而，不管怎样，苏轼在经历了如此一劫后，他做到了超越自己，不去想那些复杂、痛苦、委屈、龌龊的事，就当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即然这样，我们不妨来看看苏轼在黄州期间是如何潇洒走一回的。

    虽然说苏轼做到了超越自己，但是人还是要面对现实。苏轼被贬到黄州面临的第一个尴尬就是生活问题。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就算苏轼被贬了，那大小还是一个官，也不至于连生活都成问题吧！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苏轼担任的这个团练副使基本就是一个空头官衔，由于苏轼是一个犯官，他到黄州还得受到当地官府的管制，而且，朝廷在苏轼职务团练副使的后面又加了一个“本周安置，不得签公事”的注明，意思是说苏轼这个团练副使没有行政权和签字盖章的权利。换句话说，苏轼就是一个犯人，不过是在称呼上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因此，除了分配一定的实物给苏轼外，苏轼几乎没有薪水和俸禄。再加上苏轼是一个大手花钱，不存钱的人，尽管他之前也做了不少时间的官，到现在他也是所剩无几。对此，连苏轼自己都承认，他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张子厚书》）

    苏轼到了黄州，他是连同一家大小都带去了的，一个人养20多个人，那个窘迫状可想而知。然而，这也没难倒苏轼，俗话说“富日子富过，穷日子穷过”，大不了精打细算，尽量省之又省。不过，就算苏轼以这样的方式省吃俭用，以他现有的积蓄也只能支撑到第二年，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苏轼的想法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再说。“水到渠成，不须预虑”。（《答秦太虚书》）这可够潇洒的，一点都不着急？其实，苏轼这是自己安慰自己，在他心里还是有打算的。我们知道，苏轼又叫苏东坡。这个东坡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苏轼心中的打算就是自己开荒种地，这样以来，不就解决生活上得问题了吗？经过多方申请，苏轼得到一块50亩的废弃坡地。由于苏轼把白居易当做偶像，白居易算是他得精神支柱之一。白居易在被贬忠州任刺史的时候，曾写了一首比较有名的诗，诗名为《东坡种花》，“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你看，四句诗中就有三句含有“东坡”二字。再加上，苏轼得到的这块坡地为黄州城的东门外，也难怪苏轼要自称“东坡”了。

    就这样，苏轼带着一家人在“东坡”中开垦种粮，到了第二年，收获还不小，居然有收获了2000多斤粮食，“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苏轼·二红饭》）苏轼将收获的这些粮食在食用的时候还做了改进，名曰“二红饭”。这二红饭是将大麦与红豆掺合在一起蒸熟即可食用。由于小红豆味香，大麦甘滑味长，蒸出的饭色泽微红，味香爽口，苏轼的老婆王闰之笑称为新式二红饭，“老妻大笑日：‘此新样二红饭也’”。（《苏轼·二红饭》）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当然，关于苏轼改进伙食的事，还不止这些。比如，我们熟悉的东坡肉、东坡羹。此外，苏轼还根据朋友杨世昌提供的秘方酿造出可口的蜜酒。如此一来，苏轼在黄州过得还真潇洒，有滋有味的。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二红饭+东坡肉+东坡羹+蜜酒”，真是羡煞人也。

    现在，苏轼已经把在黄州的生活问题给圆满解决了。苏轼难道就在黄州只顾吃喝吗？其他的事他都不做吗？当然不是，苏轼在黄州期间还著书交友，收获良多，苏轼在给朋友滕达道的信中说自己在黄州专心著述，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周易》、《论语》的注释工作。此外，他还写了《书传》、《赤壁赋》、《赤壁怀古》等深具影响力的作品。特别是《赤壁赋》与《赤壁怀古》至今，仍为我们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然而，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苏轼难道就要在黄州呆一辈子？他还能东山再起吗？

    3

    宋神宗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苏轼接到朝廷新的任命，离开黄州到汝州任团练副使。经过在黄州四年多的历练，苏轼似乎明白了许多。比如，这一次，他在北上汝州的途中，与一个重要的人物见面了。这个人是谁呢？王安石。

    其实，按照常规的路线，苏轼由黄州到汝州，应该是忘西北方向走。可苏轼为什么舍近求远，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这其中到底有何隐秘？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将笔触指向王安石。

    我们知道，从宋神宗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即公元1070年——公元1076年，在这六年时间里，王安石曾两次为相，又两次被罢相。在此期间，王安石经历了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复杂的世事，他亲手提拔的得力干将背叛了他，33岁的儿子又不幸死掉。王安石可谓是悲愤交加，心灰意冷。西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王安石彻底隐退，在江宁中山附近的半山园住下，从此，再也不问世事。这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就这样以了残生，实在是让人叹息不已。王安石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是北宋王朝的悲剧。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得到一如既往，彻底的贯彻执行，宋朝的历史有可能被改写。

    但是，不管怎样，王安石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便是在他隐居后。因为，王安石已经不只是王安石，他还代表着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一个改革的代名词。因此，苏轼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要从江宁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意就是要去拜见王安石，或许，苏轼是希望王安石能帮助他东山再起？

    宋神宗元丰七年的六月，苏轼乘坐的船到达了江宁。现在，苏轼终于又见到了王安石。当苏轼看到王安石的时候，那种场面想必也是让人感叹万分。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位或许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触吧！其实，最大的变化还是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王安石的变化也挺大的，至少在性格上。比如，有一次，苏轼跟王安石闲来无事，在谈及到关于当下朝廷的一些问题时，王安石曾这样说道，“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通过这句话，我们已能看出，此时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风范了。那么，苏轼呢？苏轼在一首名为《次荆公韵四绝》的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在这首诗里，苏轼说晚年的王安石骑着一头小毛驴，默默的行走在荒野中，如今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王安石了。我曾想起他劝我在江宁买上几亩田地就此安家落户，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要是我能早十年与之为邻就好了。苏轼说这样的话，很显然已经对王安石没有当年的那种敌对情绪了，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在其中。的确，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分歧，苏轼跟王安石是很有可能成为知己朋友的。并且，苏轼也曾透露出希望王安石还能出山，自己愿意在他门下的意愿。在苏轼的《与荆公二首》里有这样一句话挺耐人寻味的，“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苏轼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门下的学生。然而，在这句话里，苏轼竟然将自己说成是王安石门下的学生。我想，一方面是出于客套，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我们只要联系到当时苏轼处境来分析，就可以窥测出苏轼内心的真实想法：苏轼是真的佩服并尊敬王安石，并希望自己能够被王安石所用。我的这个推断，并不是乱说，事实证明，这次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相处了一个多月后，他对王安石以及变法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影响到苏轼今后的政治生涯。

    到了宋神宗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苏轼的仕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大事，年仅38的宋神宗病死了。即位的皇帝为赵煦，年龄也很小，才10岁，史称宋哲宗。由于宋哲宗年龄太小，无法执政，就由高太后执政。这个老太婆一上台后，就迫不及待的启用了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任命他为尚书做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大局。由此，北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史称元祐更化。元祐是宋哲宗即位时的国号。而更化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就是要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大走“司马光路线”。司马光上任后，他得工作重心就是贬黜当年变法的人物，提拔在宋神宗时期被贬谪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苏轼东山再起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可谓是“平步青云”，从一个犯官扶摇直上为朝廷三品大员——翰林学士及知制诰。

    现在，可能有人就要提出疑问了，前面刚说到苏轼受到王安石的影响，如今苏轼因为司马光的上台而做到了朝廷三品大员，那苏轼肯定就是跟司马光是一丘之貉。这两者之间岂不矛盾？对此，我们来看苏轼在宋哲宗时期是如何对待元祐更化的。换句话说，苏轼在对待革新变法以及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问题上持的是什么态度。

    按照司马光的个性，那肯定是全部推翻。当然，后来他也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还不能推翻的，又恢复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苏轼的态度与司马光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苏轼比原先更理性了，不是一味的的去反对。举个例子来说，苏轼在考核官员的问题上，他认为，“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试馆职策问》）什么意思呢？如今的朝廷如果还采取宋神宗时期的治国方略，就会导致朝廷的各个部门不会尽职尽责，效率低下，甚至是消极怠工的后果。如果依旧采取宋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锐意图强，就会导致朝廷各部门不能整整领会皇上的意图，甚至人心混乱，严刑峻法的恶果。苏轼的这个观点看起来是有些偏执，因为苏轼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变法。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过于激烈，过于刻板。那么，在苏轼看来，到底该如何做才好呢？

    对此，我们可以在苏轼的一篇名为《辩馆职策问札子》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即“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权衡比较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有利于民众与朝廷的政策。言下之意，苏轼并没有完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他认为有些内容还是挺不错的。比如，免役法。原先苏轼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自从他到地方任职后，实践的经验与事实告诉他，免役法确实要比差役法要好得多。因此，苏轼坚决维护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光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执，曾大骂司马光是“司马牛”。关于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参阅苏辙的《龙川别志以及宋朝蔡绦《铁围山丛谈》。这就是苏轼对待革新变法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看苏轼对待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态度问题。可以肯定的说，苏轼对待当年变法的人物是恨之入骨。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他们把苏轼整得太惨了。不过，他吧王安石归结于罪魁祸首，这一点确实让很多人嗤之以鼻。我们来看苏轼的《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的一段话，“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为之首。”苏轼认为当年参与变法的那些人真的是罪恶滔天，邪恶不已，而王安石则为祸首。苏轼这样说，真有一竿子打死全部人的味道。这似乎又跟之前对王安石的理解发生的矛盾。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1、出于政治需要。苏轼如今能做到朝廷三品大员，这都是元祐更化政治背景下导致的。作为元祐里的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是元祐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苏轼必须旗帜鲜明的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换句话说，苏轼的内心可能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出于私心，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或许苏轼内心深处也是不愿意把王安石称之为罪魁祸首的。简言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这样做。

    2、出于本能的害怕。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有谁能保证当年参与新法的那些人不会卷土重来？因此，苏轼对当年参与变法的人物是严厉打击。比如，那个差点将苏轼置于死地的李定，就被贬到了滁州，后来死于当地。想起来，也真的是太狠了。

    3、个人身份所致。我们知道，苏轼bandana在文学上造诣很高，在思想方面也称得上是一个“家”。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必定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就好比普鲁士的那个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施展他的铁血手腕一样，道理是相通的。

    前面我们说到苏轼曾跟司马光有政治上的分歧与争执，这么说来，苏轼肯定还会遭遇到麻烦。世事确实如是，在司马光死后，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苏轼的命运又将走向何处呢？

    4

    我们先说司马光。这个老顽固，可能自己也没想到死后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其实，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其内部也不团结。主要原因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组合而成所致。一句话，人员混闲杂，阿猫阿狗的人物也混杂于其中。这帮人在打击改革派的同时，自身内部也争乱不休。

    我们再说苏轼。元祐元年的九月，即公元1086年，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便死了。之前我们也说道，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还是比较理智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与自身所处的派系矛盾激化。司马光活着的时候，就曾被苏轼大骂，说他是“司马牛”。嗝屁后，矛盾就更为激烈了，尤其和道学家程颐是水火不容。并且，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斗得不可开交。于是，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引发了洛蜀党争呢？或者说，导火索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说说这个程颐。程颐是何许人也？这里做一下简单交代。程颐是宋朝很有名的理学家，也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其门生遍布朝野，牛叉得很。但是，程颐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张口闭口谈的都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之类的东西，一天不说，心里就不舒服。此外，他还对笑是相当的迟钝，甚至说事麻木。一句话，就是以啰嗦、刻板、严肃、顽固的老夫子，真把自己当做是道德圣人了。连皇帝都对他是厌恶得很。

    对此，我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有一次，宋哲宗在听完程颐的讲课后，打算休息一会儿。我们都知道，当时宋哲宗不过就十多岁，就是一孩子。那孩子自然免不了贪玩，这也是孩子的个性。这不，师生二人在一亭子里喝茶，以作休息。宋哲宗就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来玩。你猜这个程颐怎么说，当然，表情肯定是一脸严肃，以老夫子的口吻加以训导，如今正是春暖花开，万物生长的季节，皇上切不可无端摧折生命，破坏天地之间的和气。宋哲宗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熬到可以休息一会儿，却被程颐不知趣的教训了一番，气得不行。但又不能直接说程颐的不是，为了发泄不满，宋哲宗眉头一皱，将手上的柳枝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宰相司马光听说这件事后，无不感慨的说，瞧瞧，这就是为什么皇上不愿意接近像他那样的读书人的原因。

    程颐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极度郁闷，不爽的人。那么，苏轼对他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也是很不爽，根据苏轼的一篇名为《再乞郡札子》文章的记载，苏轼是直言不讳的表达对程颐的不满，“素疾程颐之奸，形于颜色”。什么意思呢？苏轼说他一向看不惯程颐的那种故作矫情，虚伪至极，故作姿态的模样。对于这样的人，可不需要花费什么思想去揣测，因为他都直接表现在语言和脸色上呢。想想，程颐要是听到这样的话，那还不把苏轼当做仇人一样。这不，因为司马光的嗝屁，在追悼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们更是的苏门与程门结下了不解之仇。

    原来，司马光死后，他的丧事是由程颐来负责主持的。元祐元年的九月六日，即公元1086年，朝廷之前（即司马光死的那一天，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在京城的南郊举行了祭祀天地，安放宋神宗灵位的活动。祭祀活动结束后，朝廷很多大臣都去司马光的相府吊唁，以表哀思。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程颐毛病又犯了，他竟然不允许在这个时候吊唁司马光。我靠！这还不激起曾受益于司马光的那些人的愤怒？大家可能也想不到，程颐反对大家在此时进行吊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句话的愿意是说，在这一天为吊丧而哭泣，就不再唱歌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参加了一些哀伤的活动，就不要再去参加一些令人高兴的活动了。这样就是对礼仪的大不敬，是一种亵渎。孔子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对不幸者的真诚同情，没别的意思。但程颐却以此发挥，说你们这帮人一参加完朝廷的祭祀庆典活动，就跑来参加丧礼，一会儿嘻嘻哈哈的，一会儿哭哭啼啼的，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这成何体统？你们还是明日再来。

    这都什么理由？人有祸兮旦福，谁能预料下一刻有什么事发生。再说，人死也不是定好时间的，有很多突发性的事件。如果一天中有人结婚，有人死，按照程颐的说法，当天就不能去吊唁死者了？这是什么歪理嘛！因此，当场就有人反对程颐，说孔子是说过这句话，可孔子并没有说歌则不哭啊！这话反驳得相当给力，弄得程颐当场就尴尬不已，甚至脸都涨红了。也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自己处在什么情况下，大声的争辩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相关记载，“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估计司马光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葬礼会吵得不可开交，叫他如何安息？这时的苏轼一看到这样滑稽混乱的场面，觉得非常可笑，就开口说了一句，“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大家可能对这句话不大理解。我们先说鏖糟陂是什么意思。这个鏖糟陂就是一个地名，不过，这可不是一个好地方。根据庄绰的《鸡肋编》的记载，“许昌至京师道中……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如泥掉”。简单的来说，鏖糟陂就是位于东京汴梁西南15里的一处沼泽地（《吕希哲·吕氏杂记》载，“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鏖糟陂”），那里不但充斥着污泥烂草，而且还肮脏不堪。我们再看叔孙通，此人为西汉初期的儒家学者，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简言之，大儒也。明白这两个词汇的意思后，我们再来看整句话就好理解了。苏轼说这个程颐就是一个从京城郊外肮脏污浊之地爬出来的“叔孙通”，他的所谓礼仪规矩都是他想当然自己制定的。换句话说，程颐是一个扯淡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识大体，没有见过世面的伪专家。要说之前有人反驳程颐说“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是一个相当给力的反驳，那苏轼说的这句话就是相当相当给力的嘲讽。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苏轼在说完这句话后，“众皆大笑”。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程颐有何反应，肯定是怒不可恕，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钻下去。也正是因为程颐受了如此奇耻大辱，便引发了洛蜀党争，“其结怨之端盖自此始”。（《续资治通鉴长编》）。同理，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后来遭受到程颐及其门生的陷害诬告。比如，程颐有一个叫朱光庭的门生，他是当时的谏官。他就费尽心思的搜集苏轼的文章，从中找出可能出问题的章节，然后断章取义，加以陷害诬告。我们来看这样一段话，“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试馆职策问》）朱光庭根据这段话，说苏轼是在对宋神宗进行恶意诽谤，是大逆不道之举，朝廷必须对苏轼严加惩办才行。但当时的高太后可能是看出了这其中的端倪，没有治苏轼的罪，反正有点和稀泥的味道，不愿意将事情扩大化。

    其实，想想这个朱光庭不过是一小小的谏官，苏轼乃三品大员，他如何扳得倒苏轼？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洛党与朔党的交锋。而他们之间的交锋又被以刘挚等人为首的朔党利用，原先司马光没死的时候，就想着把苏轼挤出朝廷。由于司马光死了，他就没来得及实施。如今，他们正好借着朱光庭跟苏轼斗起来的这件事大做文章，对苏轼群而攻之，说苏轼就是下一个王安石。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托辞。真正目的还在于权利的争夺。司马光死后，宰相的这个位置让很多人眼馋，而苏轼又是德高望重，深受高太后的赞誉与赏识。朔党的那帮人自然是害怕得很，就想着要除掉苏轼。这就是洛蜀党争的真实情况。

    朱光庭对苏轼的陷害与诬告，虽然以高太后的和稀泥而结束。但这不过是一小小的争斗，后面更让人感觉到惊心动魄的是，连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也参加到其中，他们跟高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要求严惩苏轼，说他是为臣不忠。苏轼是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政治争斗，再三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上任职。也能为，如果不这样做，苏轼担心自己还会重蹈“乌台诗案“的覆辙。于是，在宋哲宗元祐四年的三月十六日，即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到地方上工作。就这样，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为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府到了杭州。从这一天开始，之后苏轼先后在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个地方担任过知州。特别是在杭州，苏轼政绩斐然。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拯救西湖。然而，即便如此，苏轼依旧没有逃过被贬的厄运。尤其是在高太后死后，苏轼的命运更加曲折，先后被贬到了惠州、儋州、海南等地。在这期间，苏轼并没有沉沦，反而勤政爱民，潜心创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直到宋哲宗于元符三年的元月九日，即公元1100年去世，即位的乃宋徽宗赵佶，年号为建中靖国。苏轼的情况才稍有好转。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决定归老常州。遗憾的是，此时的素食已经年老体衰，再加上身染瘴毒。一个多月后，苏轼便离开了人世。

    5

    关于苏轼的死因，这里我做一点补充说明。早在苏轼离开海南向朝廷“请老，以本官致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时，他就身染重病，从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到建中靖国元年的七月二十八死亡，50多天的时间里，苏轼的病情时好时坏，关于苏轼在此期间情况的具体的记录大家可以参阅北宋何薳撰写的《春渚纪闻》以及清朝陆以湉的《冷庐医话》中的相关记载。我所要说的是，苏轼之死有可能是自己仗着自己也懂医术，以自病自诊而导致病情严重恶化。根据苏轼的《与钱济明书》中的记载，“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根据医学知识，我们看从这段话中看出，苏轼明显是吃错了药。林孝廉在《昌彝射鹰诗话》中曾说，“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人参、茯苓、麦门冬三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也就是说，苏轼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茋等温补的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除了麦门冬为清凉药外，人参、茯苓却是温药，苏东坡可能也是出于补气而将参、茯苓、麦门冬三味药一并服用，岂知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先治疗好热毒，然后再补气。而苏轼恰恰相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热毒之症，终于导致了“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的恶果。当然，苏轼之死，就算他不乱用药，可能也活不长久，毕竟身体状况以及年龄摆在那里，用错药不过是加速他死亡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苏轼就这样病死了。

    苏轼死后，按照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可谓是“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简单来说，就是全国人民都哀悼他。而苏门的子弟也纷纷用自己行使哀悼苏轼。比如，张耒就用自己的俸钱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晁补之则写下了《祭端明苏公文》，在祭文中他这样写道，“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催”。意思是说，苏轼好不容易破除万难，以为可以再展雄风，谁知却陡然而逝，真的让人万分的悲伤。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苏轼的一生有过多次超越，而他给人感觉可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就是“旷朗清风”。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对苏轼的了解都是通过他的诗词，而在诗词背后的那个苏轼更是我们应该去挖掘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述的也不过是一点皮毛而已。

    最后，我以苏轼的一首名为《题西林壁》的诗做为行文的结束。我总觉得，这样一首诗应该是诗词背后的那个苏轼的真实写照，“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