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方住了声,轻轻合上了捧在手上的《论语》,放到了书桌上。论语一卷完全由人手抄写而成。纸面上的列列小楷,方正光洁,一丝不苟,近于欧体,工整得如同铅字印刷出来一般。这是从欧体字脱胎而来的馆阁体,贺方早年曾经被他的祖父逼着习字,学得也是欧阳询,看着韩冈一笔一画尽着心力抄写出来的的方正小楷,只觉得十分的亲切。
不过馆阁体是满清时代的说法,在贺方如今身处的这个时代则是称作三馆楷书——所谓三馆,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的统称,也称崇文院。其地位在朝堂诸多馆阁中最为尊崇,此时的宰相都是兼着三馆大学士的馆职【注4】——只是不论是何等称谓,要想进学参加举试,写在试卷上的字体最好是这一种,否则让负责誊抄试卷、以防考生考官串通作弊的书吏错认了几个字,那可就真是欲哭无泪了。
书卷中的文字虽是工整,但所用的纸页却甚为粗糙,书页边缘裁剪得也不平齐。很明显韩冈制书的手艺并不过关。而一摞摞堆积书桌和书架上的书卷,不仅仅是贺方方才所读那本《论语》才制作得如此粗糙,其中大约有一多半都是书写整齐、制作粗糙的韩记出品。
贺方并不怀疑这些手抄本的出处,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离家远行,寄寓在城外的破败庙观中。白天入城求学,夜中则就着残烛月光,奋笔抄写从同窗学友处借来的珍贵书籍,无分寒暑,不知节庆。这一幕幕的辛苦笔耕的记忆仍清晰至今存留在韩冈的脑海内,而为贺方所继承。
韩冈的毅力和耐性,贺方有点惊讶,但算不上佩服。大概跟自己高中时的努力程度差不多。都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没有一日辍笔。
‘十年寒窗已过,可惜没能等到金榜题名的时候。……但就算苦读十年,能中进士的机会,也不过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比还没扩招的大学还难考千百倍,这笔投资还真的不合算。’
承平了百多年,拥有两千余万户口,贺方估计差不多应该有一亿子民的大国,如今是每三年才录取三百余名进士,平均一年只有一百。
而且进士科取士向来是东南多,西北少。福建、两浙的军州,一科出十几个进士都不稀奇,甚至一个世家大族,一科出了五六个进士的事也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而陕西一路二十多军州,哪一科进士加起来能超过五个,都算是大丰收。连续十几科都没一个进士出头,在西北的军州更是常见。至少在韩冈留给贺方的记忆中,好像从没有听说这二三十年来秦州有哪位士子得中进士【注5】。
五六百万人口的陕西路,每科进士都是个位数,平均到一年中,不到百万分之一的比例让人想想就感到绝望。
读书、进学、参科举、中进士,是贺方的这具躯壳原主人十年来的唯一追求。但希望如此渺茫,投入回报如此之低,让贺方对科举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他现在心中都在转着该怎么利用自己拥有的知识——就像造烈酒、肥皂、玻璃之类——在这个世界攫取地位和财富的念头。
注1:宋代的田宅买卖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称为典卖,即田宅卖出后,卖主有赎回的权力,而买家无权拒绝,相当于使用权同时转移的抵押贷款。一种是断卖,也称绝卖,卖家无权赎回。理所当然的,典卖的价格和断卖的价格有不小的差距。
注2:宋代的主客户与唐时不同。不再是按照本地土著和外来移民来区分,而是根据有无常产,也就是田地和房宅来划分。家有田宅者是主户,没有的便是客户。
注3:措大,古代对读书人的贬称,也有称穷措大,村措大。
注4:北宋前期——也即是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前——但凡宰相都会兼任三馆大学士。一般来说,宰相班次满员为三人,首相为昭文馆大学士,次相为监修国史,而末相为集贤院大学士。通称为昭文相、史馆相和集贤相。
注5:北宋一朝一百六十余年,平均每年的进士数量大约不足一百,总体计算一万五六千有余。其中开封、两浙、福建和江东诸路的州府就占到了八成以上,如福建建州八百多,福州五百五,常州近五百。而北方几路则是寥寥无几,常常是个位数。如文中所说的秦州,据地方志记载,北宋时期中进士的只有两人,而秦凤路近十个军州,加起来也仅有十一人——以上数据皆出自贾志扬的《宋代科举》。
ps:在宋代中进士很难,尤其是在陕西,更是难上加难。舍难取易,去弄玻璃、烧酒,看起来就容易得多,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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