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固然有按部就班、不肯营私舞弊的州道选用‘省试’、‘解试’的办法,也有直接采用策问、举荐形成贡举考试候选人的办法。
而如今,我吴越已经实行了‘乡试’制度两年,突然新增一级科举,那么参考人必然也要从乡试中举的举人当中产生。如果绕过乡试,让特殊人才走捷径直接到朝廷考取刑名、兵事、户部钱粮筹算、工部营作的官职,又不免损了乡试制度的信用,使怀有侥幸心理的幸进之徒心思活泛,不好好读书专想着钻制度的空子,实在不是教民为善的办法啊。”
娥皇恍然,很显然钱惟昱看得很远,不仅考虑到了所录取官员知识才能的实用性,还尽可能兼顾了制度的公平性。
“臣妾明白了,如果不采用此法、而是让通过了乡试的举人才有资格参加最后一轮考试的话,又会存在大量的举人在乡试阶段考的是诗词文章、而到了杭州这最后一轮考试的时候,却要从读了一辈子文章诗词的读书人当中选出懂算学统筹、兵法战策的人才,倒是殊为不易了。不过,此事也不算为难,大不了将来把举人乡试的科目再略微细分,每道各设两道三科,假以数年徐徐变革,便可成事了。”
钱惟昱听了眉头一簇:“只分两三科?那便如何够用?最后的朝廷取士,足有五六科,难道还要归并。”
“大王居然不知道么?臣妾虽然少知世故,但是昔年在金陵时,家父身为太傅,又执掌礼部多年。因南唐从不尊奉中原,且文教大昌,科举制度比之大唐及中原各代完备不少。南唐科举旧制,便是把明经、明法、明史的初级解试选拔并为一科由各州取解送选,入京后再各依照考生本人意向选取参举科目。唯有武举需要单独分科初选。如今大王的制度,依臣妾之见,无非算学统筹为常人所少习,不如再多设一科,其举人可报考工部科、钱粮筹算科。”
“哦,南唐科举制度居然已经如此先进明晰了?哎呀,寡人真是空入宝山而不自知了。想来也是,北朝五代更迭,武人掌国,打仗都还来不及呢,哪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去钻研科举制度的改良。想不到倒是南唐走在了前面,真是舍近求远了。”
钱惟昱哑然失笑,发现自己走了弯路——自己的老婆,就是南唐太傅的女儿,自己的岳丈周宗,执掌南唐礼部多年。乱世当中,文治本就是南方明显强于北方。吴越在科举之道上走得慢,不过是因为不敢僭越而已。而南唐和中原素来敌对,多年来以文教治国,科举改革上早就走到了前面,不去学南唐却想着怎么在后周的制度上修修补补,那不是问道于盲了么。
念及此处,钱惟昱欣喜地把周娥皇紧紧搂住,温存一番,然后才细心请教起来,什么妇人不得干政之类的古训早就丢到了脑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正道;所谓妇人不得干政,无非是对于一些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以及太有野心的女人而言的。周娥皇出身太傅之家,学问在当世女子中也算冠绝天下了,遇到这种恰好专业对口的问题,怎能不好好利用?
“南唐旧法,以为所谓明法、明经、明史无非是在进士科所试诗赋文章等通才之学上,略略加了几门专精的学问罢了。考明法的,都是从初级文贡举中产生,并且在最后多考十五道律、令、判文,尽皆以朝廷疏议、案情待判模拟。明史则考给予案情掌故、择录为史的能耐。这些学问,普通读书士子中,每百人总有十数人出于爱好平素自学,完全是可以选拔出来的……”
娥皇侃侃而谈,指着钱惟昱的卷轴上细细剖析,说了数千言上下。也着实让钱惟昱感受到了一个事实:如今的科举,还不算太残酷,也不是明清时候白首为功名的时代。读书人中,读“进士科所无用”的杂书的人还是很多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读书局面,才有读书人可以懂得如何按照“朝廷疏议”编写“司法解释”、如何从虚拟案件当中讲论法条和“论心定罪”,写出文理优美、法理严密的虚拟判决书……
钱惟昱和娥皇相对共坐,指摘讲论,不觉日头西沉,已经是深夜时分。看着已经成就了法则的新科举改革方案,钱惟昱心怀大肠。
“从此而后,童子秀才之试,便不得偏科,通才施教,但求知其大略即可。乡试举人一级,分文科、理科、武科三类。朝廷选官,再分文科为文赋、刑名;理科分为钱粮会计、工程统筹、后勤供给;兵科专考兵法武艺。这几日正好明诏发文:明年正月便正式加恩科春闱,此后三年一选;最先两届除文赋外,其余各科可破格拔擢参考人员。六年之内,再逐步把初级考试的分科教育搭建起来。”